对现行再审条件部分条款的愚见/肖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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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

（2006年6月1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6年6月1日公布 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湿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改善生态状况，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湿地保护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湿地是指天然或者人工的，永久或者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者流动、淡水或者半咸水及咸水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水区。

湿地资源是指湿地及依附湿地栖息、繁衍、生存的野生动物资源和红树林等植物资源。

第四条 湿地保护管理坚持全面保护，突出重点，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湿地保护实行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管理体制。

各级林业、农业、水、国土资源、建设、环境保护、海洋与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全省湿地保护规划，并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省湿地保护规划，制定本地区湿地保护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向社会公布。

湿地保护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确保湿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恢复；做到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保护紧密结合，充分兼顾湿地保护等生态用水的需要。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保护湿地资源。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重点湿地评审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对湿地资源的调查，监测湿地资源变化情况，建立湿地管理档案制度和湿地保护管理的信息交流制度。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做好湿地登记、确权、发证等工作，为湿地保护和管理提供依据。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健全检查、考核、通报和奖惩制度。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湿地保护的宣传工作，于每年2月2日“世界湿地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提高公民保护湿地的意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开展湿地资源保护的科学研究、社区教育和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保护湿地资源的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破坏、侵占或者非法转让湿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对破坏、侵占湿地资源的行为有检举或者控告的权利。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资保护湿地。

第十三条 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一）代表不同类型的典型天然湿地生态系统的湿地；

（二）具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特征或者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物种集中分布的湿地；

（三）水禽的主要繁殖地、栖息地，以及迁徙路线上的主要停歇地；

（四）对水栖动物的洄游、繁殖有典型或者重要意义的湿地；

（五）其他具有特殊保护意义、重要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或者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湿地。

对不具备条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应当因地制宜，采取建立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或者划定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原生地等多种形式加强保护管理。

第十四条 湿地生态景观优美、生物多样性丰富、人文景物集中、科普宣传教育意义明显的区域，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建立湿地公园。

第十五条 涉及区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点湿地：

（一）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

（二）列为自然保护区的；

（三）依法建立的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或者野生动植物主要栖息地和原生地；

（四）国家以及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湿地。

列入重点湿地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禁止在湿地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采用炸鱼、毒鱼等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二）破坏野生动植物的重要繁殖区、栖息地和原生地；

（三）排放污水或者有毒有害物质，投放可能危害水体、水生及湿生生物的化学物品或者倾倒固体废弃物；

（四）其他破坏湿地资源的行为。

第十七条 禁止非法在湿地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围（开）垦、填埋湿地；

（二）挖塘、采砂、取土、烧荒；

（三）排放湿地水资源，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

（四）采伐林木，采集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五）猎捕保护的野生动物或者捡拾鸟蛋。

第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占用或者征用重点湿地范围内的湿地。

因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占用或者征用重点湿地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按照占补平衡的原则，在湿地保护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恢复同等面积和功能的湿地。

凡是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天然湿地，禁止开垦、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

第十九条 沿海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和恢复红树林，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红树林、红树林地的确权发证工作。滩涂划入生态公益林规划区和划为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保护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十条 禁止非法移植、采伐、采摘红树林和其他毁坏红树林的行为。因科研、医药或者更新、改造、抚育等需要移植、采伐、采摘红树林的，应当报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因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占用或者征用红树林地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二十一条 实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因湿地保护需要使湿地资源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政府应当给予补偿，并对其生产、生活作出妥善安排。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湿地保护有关部门责令停止破坏湿地的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围（开）垦、填埋湿地的，处每平方米二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

（二）擅自在湿地范围内挖塘、采砂、取土、烧荒的，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排放湿地水资源、修建阻水或者排水设施的，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非法占用、征用重点湿地的，处每平方米二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

（五）开垦、占用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天然湿地，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处每平方米二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

（六）擅自移植、采伐、采摘红树林的，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非法占用、征用红树林地的，处每平方米二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

前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恢复，当事人拒不恢复湿地或者恢复湿地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湿地保护有关部门组织代为恢复，所需的湿地恢复费由当事人承担。

林业、农业、水、国土资源、建设、环境保护、海洋与渔业等湿地保护有关部门，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三条 湿地保护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湿地公园管理、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重点湿地评审制度等，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浅析严格控制刑事羁押超期的必要性

李俊杰


　　探讨通过司法的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必要性问题，首先需要确定通过“司法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含义。就此而言，确实存在着许多应予澄清的问题。例如，检察院通过批准逮捕等方式对刑事羁押措施所施加的控制，是否属于“司法途径对刑事羁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就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了我国的检察院与法院相同，都是司法机关，并且，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履行对公安机关批准逮捕的申请进行审查的职责。然而，我国检察机关通过批准逮捕等方式对刑事羁押措施所进行的控制，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并不相同。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应是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在这里，“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的含义虽有不确定性，我国的检察院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内，但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字面含义。显然，重要的并不是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之名称是否有“司法”的字号，而是该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在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否适用了司法程序；是否因此可以向被刑事羁押之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程序保证。
　　对此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欧洲人权法院在1971年的“流浪汉案件”中阐述了被拘禁人能够求助的“法院”的性质：“为了构成这样的法院，当局必须提供在剥夺自由事项上适用的基本程序保证。……所遵守的程序具有司法的性质，可以向有关的个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保证……”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关于审查拘禁合法性的机构）的含义，在于该机构必须具有（独立于行政部门和党派）司法性质。
　　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责任，与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其在决定或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否确实具有“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司法性质”，就是个疑问；况且，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或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所适用的程序并不具有司法的性质，不能提供在剥夺自由事项上适用的具有司法性质的基本程序保证，因此，为了使刑事羁押得到司法的有效控制，我国有必要建立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
　　其次，需要进一步认识司法控制刑事羁押的意义。“人身保护令”，即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其主要意义有两个，一是程序意义，即为被拘禁者提供可以申诉的机会，以通过公正司法的途径来审查对其的刑事羁押是否合法；二是实体意义，即通过司法审查以切实减少刑事羁押，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项所规定的“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我看来，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两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
就其相互关联的意义来说，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正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现代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才需要并应当予以确定。显然，刑事羁押所具有的临时监禁特点，作为一种（在剥夺人身自由方面）与刑罚相当的措施，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若非必要及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种必要性，一般来说不应采用，而应予以保释。因此，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如果刑事羁押不合法或并不属于必须的措施，则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予以保释，以减少刑事羁押。另一方面，由法院审查裁断刑事羁押的合法性问题，审查刑事羁押是否属于必须的措施，也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联系的。由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而言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审查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决定对被非法拘禁者予以释放、减少刑事羁押，正是无罪推定原则基本精神的反映，因为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在于：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被刑事追诉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两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方面，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必要性，虽然使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得到实现，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实体意义的实现。实体意义上的效果，如非法刑事羁押的排除及不必要的刑事羁押之减少乃至消除，以实现“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的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可以简单地获得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由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非法刑事羁押的排除及不必要的刑事羁押之减少，虽然也存在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可能，但“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即使成为现实，也并不意味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的程序意义的实现。显然，由独立而公正的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才能显示的程序公正，是其他机关通过其他方式所难以达到的。就此而言，法院审查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