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意听“敌人”的话/张 晶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21:35:52 浏览: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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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愿意听“敌人”的话
张 晶
这是一个近乎于“白痴”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中辛苦的工作着、奋斗着，甚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过去，我们一直是把罪犯当作“敌人”来对待的。也许，这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并不为错。因为，那时大量的敌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新中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敌人，也把他自己当成我们的敌人，自干接受我们的打击和改造。这倒不是我们树敌，而是正正真真的是敌人。尽管，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把他们当车敌人看待。
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已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依法治的理念，罪犯是公民，是限制了权利、或者剥夺了权利，同时，又需要特别保护权利的公民。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国务院要特别发布一个有关罪犯状况的白皮书了。有人会说，白皮书是出于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其实，我也不否认这一点，但远远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表明了对罪犯人权的一种客观描述；一种对社会舆论、世俗的一种引导；一种对罪犯人权的态度。
我不知道，谁会把敌人当朋友，谁会听自己的敌人的话。我的常识告诉我：对敌人要狠，对敌人要保持足够的戒备，对敌人要冷酷；对敌人的话尤其是甜言蜜语要格外警惕，防止受骗上当，防止被拉下水。
罪犯中确有“花岗岩”的脑袋。但毕竟是少数、极少数。尽管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我们亦不能造成安全防范资源的过度浪费，更不可处处皆敌人。
然而，我们却经常，其实就是时时刻刻，要我们的敌人听我们的话。固然，这是在强制的条件下，在罪犯失去自由的前提下。但是，罪犯的思想是远远不能限制的，也无法限制的。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教育改造工作失去了基础。这就是古语说的：对牛弹琴了。
这就告诉我们，和敌人，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同理，敌人和我们也缺乏沟通的平台。既如此，我们的教育转化工作就是理想化的空中楼阁了。
其实，话又说回来，我们并没有把罪犯当成敌人，而是，戒之以规，疏之以理，导之以行。我们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才使得他们重返社会，获得新生。
法治社会，我们倡导罪犯的公民地位。这已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律问题。2003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就明确规定：罪犯可以申领居民身份证。这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号：罪犯是地地道道的公民，并且国家在制定法律时，特别强调了罪犯作为公民的法律地位。就是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为目的的《刑法》，也同样将保护罪犯的权利放到了应有的位置，并且设置了具体、明确的条文。
我国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公正、权利、民主、宽容等现代精神的张扬与传播、普及与实现。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是党的16大提出的要求。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应当是，我们党在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人为的树敌，更不要刻意去深挖什么“敌人”，故意去制造什么“敌人”；恰恰相反，我们要摆脱过去的“泛政治化”的影响和阴影，并进而走上“法治”的轨道，、；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化解矛盾，减少对立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改造罪犯，其最终目的是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建设现代化。我们要围绕国家发展建设的大局，按照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去谋划改造罪犯的战略、手段、技术，其中首要的是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动辄说罪犯是“敌人”，还是“人民”，因为“敌人”、“人民”都是政治的概念，是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的年代里特有的语言。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深化的是“公民”的概念。我们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平等的对待罪犯（高文语），尊重罪犯的人格尊严，保障罪犯的一切权利。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谈得上改造罪犯、教育罪犯，去潜移默化罪犯，去净化罪犯的灵魂，最终实现刑罚的目的，实现社会主义监狱挽救人、改造人的宗旨。
可见，我们始终要记住的是：我们不会听敌人的话，敌人也不会我们的话，这是因为，敌人不会听自己敌人的话。这就是心理学上沟通的逻辑。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部业务主管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管理规定》的通知
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部业务主管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管理规定》的通知
卫办国际发〔2008〕78号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引导我部业务主管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行为,促进卫生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我部制定了《卫生部业务主管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管理规定》,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卫生部业务主管境外基金会
代表机构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卫生部业务主管的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工作,促进卫生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是指境外基金会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代表机构(以下简称代表机构)。
第二条 卫生部依法对业务主管的代表机构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并支持其依法开展活动。
卫生部业务主管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以卫生部的名义开展活动。
第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代表机构可申请卫生部作为其在华活动的业务主管单位:
(一)主要业务活动范围原则上应当与卫生部主管的工作领域一致。
(二)每财政年度用于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支出原则上不低于其财政年度总公益支出的60%。
(三)认同我国卫生政策,愿意接受卫生部业务指导和协调,遵守本管理规定,拟开展的活动或项目符合卫生工作方针和卫生发展规划,有助于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第四条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卫生部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对业务主管的代表机构履行如下职责:
(一)指导代表机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规范、指导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以及合作项目。
(三)负责代表机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人员备案的初审。
(四)负责代表机构年度检查的初审。
(五)对代表机构业务活动中涉及卫生的事项提供指导和帮助。
第五条 代表机构应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设立、变更和注销。
第六条 申请设立卫生部业务主管的代表机构,应当向卫生部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卫生部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申请书,内容应当包括:
1.设立代表机构的理由
2.基金会的宗旨和基本情况
3.承诺接受卫生部业务指导
4.代表机构的业务范围
5.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6.发展规划
7.申请代理人身份及详细联系方式
如基金会已在中国内地开展活动,应写明活动情况。
(二)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制定的设立申请制式文件。
第七条 卫生部收到全部有效文件后,进行审核。如果同意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卫生部将向登记管理机关出具同意函。
第八条 代表机构向登记管理机关完成登记后,应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申请组织机构代码、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等,并应将组织机构代码、印章式样、银行账号以及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报卫生部备案。
第九条 代表机构变更登记事项、调整派驻工作人员、注销登记的,应当经卫生部同意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卫生部对代表机构的债权债务不享有权利,不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代表机构应当在每年12月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报送卫生部审核备案。年度工作计划应当包括当年计划开展的公益活动名称、实施地区、内容、经费预算和执行单位等内容。卫生部对年度工作计划进行审核备案。
代表机构如对年度工作计划进行重大调整,应当提前三个月另案上报。
第十二条 代表机构应当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第36条的规定,以及登记管理机关发布的《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的规定接受年度检查。在每年2月底之前向卫生部报送上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代表机构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和会计报表附注。会计报表附注应当反映代表机构资金往来和开展公益活动的情况。
第十三条 代表机构应当优先聘用我国公民作为工作人员。如国内暂缺该岗位的适当人选,可聘用具有从事该岗位工作所必须的专业技能和相应工作经历的外籍工作人员(代表机构不能聘用持外交护照的外籍人员)。代表机构须填写《聘用外国人就业申请表》,报卫生部审批并提交下列有效文件:
(一)拟聘用的外籍人员履历证明;
(二)聘用意向书;
(三)拟聘用外籍人员原因的报告;
(四)拟聘用的外籍人员从事该项工作的资格证明;
(五)拟聘用外籍人员的健康状况证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十四条 代表机构与境外组织或个人在内地合作开展涉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并报卫生部备案。
第十五条 如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卫生部将中止作为代表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并通知登记管理机关。
(一)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发生变更,不再符合本规定第三条。
(二)代表机构有不遵守本规定的情况,且经过沟通无效。
第十六条 卫生部国际合作司是代表机构办理有关事项的联系单位。代表机构应有专人负责承担与卫生部的联系工作。
第十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登记设立的基金会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浅析律师的作用及辩护的现状
王胜宇
一、律师的作用概述
律师起源于司法活动，历史上最早的“律师”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雄辩家”和古罗马的“辩护士”，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建立律师制度，律师的身份才正式确立。如今律师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职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律师作为法律专家，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公民及社会组织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包括公权力的侵害)，以实现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虽然律师不是国家机构的正式公职人员，但是法律却赋予了其重要职责。美国是西方文明史中第一个规定享有律师权利的国家，“在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律师、公诉人和辩护律师是核心人物”，“美国最高法院规定不论被告人支付律师费用的能力如何，只要被告人没有被提供律师帮助，他就不能因有罪判决而被监禁”。德国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法国《关于改革司法上的一些专门职业的法律》中规定，律师是以使诉讼程序与司法活动得以完满进行的法律工作者之一。由这些规定可见，律师是确保公平审判所必需的对许多被告人其他权利的必要保护。
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明发展水平和法治发达程度。中国正在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为发挥律师作用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律师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石。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法律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哪里有法制建设，哪里就会有律师的足迹。
目前社会上对辩护律师的评价和要求，或者过高，或者过低，以至于连律师自身都无所适从，说到底还是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没有弄清楚。一般认为，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
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诉讼法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美国加州刑事律师团主席克里斯蒂娜 •阿库达斯博士说：“一个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是十分简单而明晰的，这一职责只有一个焦点、一项责任和一种忠诚，那便是为我们的当事人服务，而无须多虑由案件本身或我们的辩护行为所引发的其他后果。我们的职责不仅清晰而且崇高，我们从事的是由美国宪法授权的仅有的几项工作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均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在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中延伸出一个涉及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追求问题，即在国家利益和被指控人利益之间，刑事辩护律师应保护哪一方利益，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目的，还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主，兼顾国家利益?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就是维护被指控人的利益，如果让刑事辩护律师兼顾双重利益，必然会使他在诉讼中处于矛盾状态，混淆诉讼职能，无法履行法定义务。典型的情况是，假如辩护律师获知他的当事人杀人后的埋尸地点(他的当事人在开庭之前告诉他)，但被告人没有供述此事实，他就没有义务去揭发这一事实。因为从职能的角度而言，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辩护而不是控诉。辩护人制度设立的直接目的就是使辩护人充当被指控人的保护者，而不是控诉者。如果辩护律师采取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行为将会破坏人们所期待的辩护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都规定了刑事辩护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难以执行，难以界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合法”可以被理解为是法律所保护的被指控人的各项正当权利。但如前所述情况，应被视为是“非法”利益，它同样需要辩护律师的保密。因为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合同建立的基础是被指控人对辩护律师的完全信赖，其中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在被指控人和辩护律师之间，被指控人享有保密权，辩护律师则承担保密义务；第二，在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之间，辩护律师享有保密权。所以，规定“合法权益”的基本前提，必然会束缚辩护律师的手脚，也会给某些司法人员滥用权力提供借口。所以，辩护律师是被指控人利益的保护者，他不应承担兼顾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由于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还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是律师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也是最能展示律师风采的业务，这一业务理应成为律师积极参与的业务。但目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却呈现了令人担忧、值得深思的现状。
1、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在实际中，许多地方存在侦查人员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其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权利。虽然律师介人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是并没有将律师辩护延伸到侦查阶段，在此阶段律师的作用仅限于从程序上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对于实体问题的接触仅在于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了解有关情况，这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因此，在最需要获得帮助的侦查阶段，律师能提供的帮助却很有限，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2、律师阅卷权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技术鉴定材料。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但对案件的实体辩护而言，仅有起诉意见书和有关鉴定材料具有实质性价值，而对辩护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证据材料，律师则无从了解。而作为控方的检察人员能够阅看并熟悉全部案卷材料。在知悉多少案件材料这个问题上，辩护律师享有的权利显然与检察人员享有的权利极不平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辩护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犯罪事实材料”是指刑诉法150条规定的案卷材料，这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由于律师不能查阅全部的完整的案卷材料，在开庭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局面，难以发挥辩护作用。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会见权，但在实际中，律师的会见权受到诸多限制：
(1)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对一般案件往往也以涉密为由不批准会见；
(2)不在48小时之内安排会见；
(3)律师会见的次数(只限一次)时间(30分钟之内)和内容(不得涉及案情)予以限制；
(4)会见时侦查人员一律在场，以监视律师纪录并经常以“违反会见的规定”为借口阻挠会见。
4、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
律师调查取证存在以下问题：
(1)在侦查阶段律师无权调查取证，导致辩护所需要的证据无法及时、准确的收集；
(2)律师调查取证必须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这为拒绝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3)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不但要经人民检察院或法院许可，而且还要经被害人等同意，这使取证活动困难重重。
5、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三项原则之一是“审判机关的独立和中立原则” 。然而现实中，法官往往先人为主，身上的天平自觉、不自觉地向控方倾斜。在他们看来，“警官”、“检察官”、“法官”的称谓概括了他们同是“中国官员”的属性。公、检、法是一家，都代表国家，而律师则来自民间， 代表着被告，与当事人是一家。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根本没有辩方的位置。刑事诉讼法又赋予了公诉人双重身份，既扮演控方角色，行使国家权力，又扮演对整个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角色。
陈瑞华教授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就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其核心思想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而辩护律师在中国行使辩护权的过程，像是物理学中做无用功的过程，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或者是你本该达到的效果。如今中国的辩护律师就处在了如此尴尬的境地。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