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保险中介业务管理防范保险诈骗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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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林语堂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洞识道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几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不断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长期艰辛的努力。就其政治法律属性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即是法治化的过程，缺乏法治化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现代化，是缺失了政治核心构件的现代化，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法治化构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另一维度，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表征。法治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又共同构筑了“中国梦”，在这个承载了太多中国人太多想法的大目标中，现代化无疑是关键性的因素。

党的十八大用“两个百年”的目标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景，目标更加具体明确。现代化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中国梦”逐渐勾勒得清晰起来，现代化也因此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讨论法院现代化的问题，无疑是现实的、必要的、紧迫的，而又是意蕴长远的。法院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是司法对现代化的积极响应，是每个法院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要求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地区五市全面推进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强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将苏南地区建成自主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开放合作引领区、富裕文明宜居区和法治建设先导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苏南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江苏省南京市作为苏南地区的首位城市，市委早就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工作目标。“率先”的要求表明南京地区法院有条件也有责任加快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做中国法院现代化的先行者。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于去年提出“现代化、服务型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规划不谋而合，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对法治的呼唤，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平等、公正、公开司法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院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回应，构建现代化法院的任务也因而显得尤为紧迫。


二、以法治思维指导现代服务型法院建设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院工作同样离不开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法治原则同样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指导我们的构建。这是因为在构建服务型法院过程中有太多的可能、太多的诱惑导致我们迷失航向，违背法治原则。我们过去构建实践中的一些偏颇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偏袒一方的保驾护航、实际是服务于局部利益的服务大局、满足不当诉求的信访维稳，凡此种种，显然是对法治原则的背离，是我们在现阶段建设服务型法院必须纠偏的。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依法服务。所谓依法服务，就是要恪守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于法有据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职责范围内的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职能和服务保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法院只有按照法律赋予的权限，严守法律的底线，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党委、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严格依法服务的过程又是对法治原则的最好诠释，对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法院宪法地位，增强全民法治意识，都是百益无害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法治的确证。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还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其最基本的特性就在于司法的功能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一个个纠纷的解决中得以实现和彰显的，并由此衍生出司法的被动、中立、公开等特征。因此，办好每个案件、化解好每个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司法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基本样式。这是司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是司法的规律所在，也是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的法理所在。法院干警要做到讲政治、服务大局，最根本的就是要审理好自己手中的案件。我们务必树立执法办案是最好服务的观念，坚持以执法办案为基本的和主要的服务方式。唯其如此，我们的服务型法院建设才守住了法律底线，才体现了司法规律和法治理念的要求，才经得起法治思维的审视。


三、进一步彰显现代法院的服务功能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以自主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司法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司法者如何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公众关切，提升与社会的沟通能力，优化与社会和公众互动的效果也越来越成为紧迫的议题。近些年来，法院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司法便民利民方面的努力。以诉讼服务中心创设为代表的便民利民举措正逐步显示出积极效应，但诉讼难、诉讼成本高仍然是公众的普遍性感受。一方面，一些法院及少数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缺少对当事人应有的关切和必要的指导帮助，某些便民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诉讼程序专业化、技术化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公众参与诉讼的实际能力，在诉讼成为部分群众所不堪或不能的情况下，很难有理由让其对司法做出正面的评价。我们在建设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有必要找准着力点，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潮流，有针对性地整改、化解法院工作中的不足和难题，进一步强化服务观念，进一步加大便民利民的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与社会沟通协调的工作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与公众渐行渐远的问题，从而不断拉近群众与司法的距离，不断提高社会和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笔者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以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促进民众接近司法等为特征的司法改革新动向,把它概括为“世界司法改革的便利化潮流”。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尽管表述方式和分析进路有所不同，但都认同这种改革潮流或趋势。所以，强调现代司法的服务功能，并借此来排解传统司法给民众造成的疏离感，让民众接近司法(正义)，从而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无疑是现代各国的司法共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讨论服务型法院建设，不仅一点不老套、一点不过时，反而是充满了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笔者主张把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不断拉近民众与司法距离的举措上，也正是据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一言以蔽之，通过强化服务功能，不断迈向法院现代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正遭遇着来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压力，这是中国法治的特殊精神处境。我们在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窘境。在南京这样东部发达地区城市打造现代服务型法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面对着以“诉讼爆炸、诉讼迟延”为典型特征的“现代诉讼病”症状。如果说前者是中国问题，后者则是地方特色。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我们无需彷徨，因为这未尝不是我们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前瞻未来的法院制度所可能出现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注意利用传统资源中一些与后现代法院制度暗合的方面(比如强调便民、利民的审判方式以及调解制度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与现代化法院制度之间的耦合。显然，我们有必要依托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现代化”的现代化。诚如是，这便是中国道路、南京经验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丈夫与人私通 妻子离婚能否获赔

刘皓


[案情]罗某（男）与习某（女）于1999 年8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较好，并生育了一男孩。 2002 年6月，罗某与另一女子周某在某宾馆多次发生两性关系。公安机关给罗某行政处罚后，罗某与习某的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进而发展到夫妻分居。2003 年12月，习某向法院起诉与罗某离婚，同时，习某认为罗某与他人通奸的行为给她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要求罗某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10000 元。
[分歧]罗某与习某夫妻感情破裂，应准予双方离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习某要求罗某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罗某作为有妇之夫，他与周女之间的通奸行为并非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通奸，是指男女双方暗中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行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不能将通奸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划等号，因此，习某要求罗某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习某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度。这种过错不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婚姻破裂，都应予以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列举的方式对众多的过错予以了较大的限制，仅列举了四种情形，远远不能包含离婚过错赔偿的范围。通奸是指有配偶的一方秘密与配偶以外的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虽然有些人的通奸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被人知晓，但这种知晓是出于当事人意愿之外的知晓，它在本质上是不公开的，是不愿被他人知晓的。通奸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隐秘的、一般不为他人所知晓的、不惜求夫妻名分和配偶权利义务。而它在侵害配偶权方面与离婚损害赔偿所列举的四种过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特别是长期的通奸和与多人通奸行为，给配偶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并不亚于重婚和同居，而且它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直接理由。通奸行为不仅侵犯了配偶另一方的名誉权，特别是通奸行为被公开以后，会使配偶另一方在社会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大大降低，而且还可以造成配偶另一方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由于通奸的隐秘性，通奸者一般不会张扬地给另一方大量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生产物资，因而它在财产上给配偶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但因其是隐秘行为，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其对另一方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强烈、更突出，造成的精神损害更为严重。通奸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本质区别在于后两者是公开行为，而前者是隐秘行为，这一点与偷窃和抢劫的区别非常类似。若因为是隐秘行为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那么偷窃行为似乎也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笔者认为，对违背忠实原则的其他过错行为引起婚姻家庭破裂的，应当灵活适用法律和道德手段进行调整，对重大的、情节和影响严重的其他过错行为，也应适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使忠实原则向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当渗透，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体现裁判的公正性。对于通奸造成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并在处理上应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一样，依照实际造成的后果判决通奸一方予以赔偿。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刘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