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菏泽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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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

金湘


案情:
1996年,王某与刘某及其他三人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30万元,公司成立后,刘某担任公司的董事长,王某作为股东积极参与公司的各项设计与谈判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公司开始营利.但到2000年时,公司突然新吸收了一名新的股东,而作为出资3万元的股东王某对此事却一直不知情,而且该名新股东进入公司以来,王某即被剥夺了作了股东的各项权利,依照公司章程本应享有的按时查阅公司财务帐册的权利也没有了,而且还发现了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有人假冒王某的签名，公司还私刻了工商局的印章，从而制作了假的公司章程,上欺工商局,下瞒股东。所有上述事实，已明显表明公司对作为股东的王某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严重的侵犯,其合法利益受到巨大损失。
分析：
原告为了维护其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将公司及作为公司董事长的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及其董事长对其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到目前为止，已经遇到了重重障碍。原告的合法权益竞然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完备而难以得到维护。
首先,公司法对于公司侵犯股东合法权益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规定得并不明确,而且如何确定赔偿数额也不明确。从而导致了有相当一部分审判人员及法律界人士认为公司可能确实侵犯了股东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没有给股东造成实际的损失所以不能进行赔偿.
然而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我国的公司法确实在公司侵犯股东权益方面的法律规定得十分有限,到目前为止只在《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了董事、经理应当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在《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上述这两条规定只是明确了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诉讼维护其权益，而且该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些规定均表明，公司对股东的侵权可以诉讼，而且也可以要求赔偿。但是到了实际案件中，这些规定却不是切实可行的。如何赔偿成了这类案件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公司侵犯股东权益是否真的没有一点损失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就本案而言，王某当时之所以向公司投入资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投资而获得更多的收益，也就是说她是基于对公司其他股东的信任和对公司未来利益的期待而采取的投资行动，但是当其把金钱和精力投入到公司以后，不仅在几年以来没能得到一分钱的公司红利，最基本的股东权利没能享有。这些现实情况已经严重悖离了当时投资的初衷，公司股东会对他权利的侵害造成了她的投资款无法收回，而且也没有办法了解公司的获利情况，这无疑对王某的投资行为造成了一种实际的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这种损失出现并不是投资中的经营风险所致，我们通常所说的经营风险应当时在价值规律的指引下，产品或者服务价格的上涨或下降，及公司经营方法是否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而导致的公司营利与亏损。而本案中王某的投资的可期待利益无法得到并不是上述原因所至，而完全是由于公司股东会违反公司章程，侵犯股东权益所造成的等人为原因所至，那么我们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后果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种因投资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和可期待利益的无法得到就是原告受到的损失。
有损失就应该有赔偿，那么这种情况如何赔偿呢？首先困扰我们的就是可期待利益无法计算，股东的投资不能直接从公司撤出，这就为我们解决赔偿问题设制了障碍。我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可以用股东的投资款及相应利息进行赔偿观点。首先，在《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同时《公司法》第四条还规定了“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同时，我们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至的原则，履行义务，当然要享受权利。本案中，王某作为出资者履行了向公司投资的义务，成为了公司的股东，依法应当按照其投资额享受作为股东的权利。然而，其履行完出资义务后，为公司经营运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其却没有享受到任何作为股东的权利，公司的财务帐册无法见到，公司的经营决策无法了解，而且还股东冒用他的名字签署股东会决议，这些已完全与他履行的义务不相对等了。既然股东会无端剥夺了他的股东权利，那么作为对公司的侵权的惩罚，他应该有权利拒绝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把自己的投资款收回。然而这就又出现了一个难题出现了，公司法不允许股东直接撤资，如果股东要撤出公司，就要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人，而这种转让又必须要招开股东会，而法院在判决中是不是能干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呢，到现在为止没有规定。这样对此案来说就难以操作。而如果只是以投资款作为一个赔偿标准，不从公司撤资，那即便真的能赔也只是从公司财产中赔，可是公司财产中还有一部份本身就是股东王某的，又如何区分哪部分钱是给他的赔偿款呢？
另一方面，我们提出要赔偿股东投资几年来的利息，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尚不成熟。主要是我们认为如果股东向公司投资，在公司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是有可能有红利的，如果真是由于经营风险所至，公司没有营利，那么王某当然无权要求公司支付。但是目前的状况完全是由于公司的种种侵权行为，使公司丧失了商业信誉，同时也使王某获利的可能性丧失，而这时公司未获利的风险不能由王某来共同承担，为了对侵权人行为的惩戒，应当支付几年来的利息。以免除王某承担风险的责任。



[摘要] 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立法来规范，行政主导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乱象。现行的体制格局下，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承担的财政责任过重，与财权、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明显不合，地方财政难以支持，确属强地方政府之所难。为解决保障房建设的资金问题，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创新举措面临突破法律的风险。解决弱势人群住房问题是政府国际法上的道义责任，保障房建设目标和初衷无可非议，但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合理，从法治的、权利的视角来审视，保障房建设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摈弃权力主导的思维，尊重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尽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以避免政府亲力亲为造成的“政府工程病”。
[关键词] 保障房 弱势人群 居住权 法治


“十二五规划”对保障房建设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当前保障房建设是我国政府民生工程最大的手笔，它表明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的职责，其目的合理性无可挑剔。但是，近一年来各地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从规划、建设、分配等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出现了诸多问题，因此质疑之声一直不断。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于保障房建设资金、建筑质量以及分配的公正性等等。笔者认为，很多质疑不无道理，批评的目的也是善意和建设性的，是为了指出保障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不过，在众多的质疑声中，却鲜见从法治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声音。笔者认为，目前保障房建设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治的缺失，对于保障房建设这样一个“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极罕见的公房建设计划”，[1]其从推出到实施缺少必要的、充分的论证和讨论程序，缺少一个顶层的国家法律层面的制度设计，对于如何落实则更是缺少一个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摸着石头过河”出现问题即出台一个规章、下达一个通知，这种“事后纠偏”的行政主导模式显得过于粗放、仓促、零乱。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入宪法，法治成为治国方略，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的今天，从法治的角度对保障房建设进行审视，对于保证保障房建设始终在正常轨道中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政主导模式下保障房建设乱象环生
保障房建设4万亿元的投资，绝非小数目，据预测，按保障房建设计划，到“十二五”期末，保障房将占到全社会住房总量的20%左右，这足以改变房地产市场结构，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笔者认为无论是就数目还是就对社会经济影响而言，如此巨大的投资，必须通过全国人大充分讨论。 其理由在于：在组织方面，议会与行政权相比，处于与人民更接近、更密切的位置，议会也因而被认为比政府具有更强烈、更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其次，在程序方面，议会议事遵守公开、直接、言辞辩论与多数决原则，这些议会原则可以凸显重要争点，确保分歧、冲突的不同利益获得适当的平衡，其繁琐的议事程序也有助于所作成决定之实质正确性的提升。与其相比，行政决定程序因其讲究或兼顾效率与机动的特性，而较难达到相同的效果。[2]对于保障房建设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来说，确定3600万套数量的依据何在？有无人口统计、经济运行方面的详实数据作为支撑？是否具有可行性？财政如何作预算？资金如何保障？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如何分担？等等，这些问题无不需要中央政府作出详细的论证和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最终形成可行的方案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惟如此才可以确保计划在法制化的轨道中扎实推进。但遗憾的是，保障房计划的出台，明显欠缺充分的商谈程序。计划的仓促出台，特别是缺乏一部国家层面全国统一的法律来予以规范，对于宏观层面上保障房资金来源如何保证、各级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如何尚不明确，微观层面上保障房的土地供应、规划、融资、动工、建设、分配、运营、监管与退出机制等等仍停留在粗放的政策性规定层面，存在着诸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实践中各地出现以下种种乱象实属必然。
1、以各种房子冒充保障房。（1）单位集资建房“借尸还魂”现象。据报道，在停止福利分房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部委、央企、高校等部门，仍在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和建房。当前，打着“保障房”之名，行福利化分房之实，已成为一些部委、央企和地方公务员的隐性收入新通道。[3]在房价高腾的今天，这些部门利用体制内的优势进行自肥，势必造成新的不公，加剧已然悬殊的贫富分化。（2）没收“违章建筑”，转身合法化。在这方面，河北石家庄堪称“创新”先锋。2011年4月，石家庄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创造性地”提出“强制没收违规住宅改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海南一些省份随即纷纷效仿，没收“小产权房”将其“转正”为保障房。但是，这些所谓的“创新举措”面临的问题是，在规划法意义上，违规住宅和保障房的物理性质与功能一致，前者违反规划，后者如何就不违反规划了呢？同样一座房屋，政府的没收行为何以能点石成金，将违规住宅瞬间变为合法住宅？这种做法，无疑还会使地方政府陷入“违章建筑越多，保障房就越多，政府的建房责任自然也就越轻”式的放纵违章建筑“养鱼执法”的怪圈。因此，“强制没收违规住宅改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出台，则不仅挑战合法性，而且还隐含激化社会矛盾的巨大风险。[4]
2、保障房建筑质量堪忧。由于保障房对地方政府“无利可图”，地方政府官员势必没有耐心去精心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他们不可能像商人那样去精打细算。保障房也不需要接受市场的评价，因为保障房本来就是廉价的礼物。因此，做工马虎、配套不全、质量低劣都随时有可能在保障房建设中发生。[5]自保障房建设计划推进以来，有关保障房建设质量不合格问题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2011年9月30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各地提高保障房建筑质量。住建部也多次发出通知，对保障房质量进行检查。同年10月25日，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明确指出，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有待提高，个别工程还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存在质量安全隐患。[6]
3、分配过程中的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扼制权力的寻租，并不在于发多少禁令，也不能寄希望于党性和觉悟，而在于制度的完善与执行的透明。2009年闻名全国的武汉“六连号”事件，近期新闻媒体披露过很多地方把保障房优先销售给公务员的腐败事件，充分暴露了由于家庭财产调查、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尚未建立，制度的缺失，极易造成保障房分配中的寻租腐败。[7]正如论者所担忧的那样，保障性住房是国民收入向民生倾斜的一次再分配，但从现实来看，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如果不能有效割断旧有的利益分配链条，如此数量的保障性住房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分配不公。[8]
二、保障房建设资金安排强地方政府所难
法治必须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笔者认为，体制同自然人一样，事实上也会“思考”，由于法律和政策最终必须依靠具体的人来执行，具体的人必然会在现行的体制格局下选择采取趋利避害的手段，因此各项法律、政策的出台，必须在充分虑及人性的基础上考虑是否具有可行性。
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根源深植于央地财政关系，实际上是央地博弈的结果。自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政府拿走了65%左右的税收收入，而地方政府只享有35%的税收收入但却要承担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职责，央地之间财权与事权明显不匹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在以GDP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政治锦标赛”的驱使下，地方官员一方面不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纷纷“招商引资”通过扩大税收总盘子的方式来留取更多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找到了卖地这一生财的捷径，而中央允许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归地方财政，因此各地方政府纷纷宣布“经营城市”、热衷征地、拆迁、发展房地产，以此取得天量数额的卖地收入以及房地产行业名目繁多的税费，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遂形成了土地财政的格局。
事实上，当前政府的保障房建设属还历史欠帐。1998年我国开启房地产市场改革，当时确定的路线即为市场和保障两条路径并进。但由于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不是由当地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没有来自选民的压力，而保障性住房建设对地方政府而言“无利可图”，因此地方政府并不热衷。例如，2009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8月底完成率只达到四分之一。而有些地方甚至将中央财政的补助资金，截留挪用于其它地方。[9]另一则资料则显示，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2.9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但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10]
按保障房建设计划，2011年我国将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房1000万套，2012年建设1000万套，整个“十二五”期间共将建成3600万套。据住建部估计，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大约需要4万亿元资金，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左右的建设费用给地方，但其余70%由地方政府配套，而且这属于不可协商的签订“军令状”的“死任务”。客观的说，在目前地方政府普遍负债运转的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配套那么多的资金，大部分地方政府确实很难有能力做到。从2011年筹集的资金数量来估算，5年总体资金缺口大约为3万亿元，相当于我国2010年财政收入的36%，是2011年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民生支出的3倍，与2010年全国土地收入相当，总而言之，仅仅依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11]更何况对地方政府而言，建设保障房，地方政府需要无偿提供土地，减免税费，这些损失不说，地方政府还需要配套贴钱。而且，保障房的建设如果影响到商品房成交量和价格，那么，房地产这个财源提供的税费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可以说保障房建设动摇了地方土地财政的根本。这样，保障房将使地方政府面临多重的损失，其积极性一定不会高昂。[9]因此，笔者认为，保障房计划中中央与地方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过重的财政责任，违反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实为强地方政府之所难。
事实上，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情况况屡见不鲜，地方政府受土地财政萎缩、地方财政吃紧的压力而出手救房市的措施，可谓形形色色。虽然2011年佛山、2012年芜湖地方政府出台办法“救市”，旋即被扑灭，但相信暗的“救市”绝非个别现象，一旦“风声”不紧，各地形形色色的“救市”方案定会卷土重来。2012年，我国确定要新建700万套的保障房，这比原先规划少了300万套。保障房建设规模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约束性指标，但在实施的第二年就被迫削减计划，这暴露出资金、土地、组织协调等现实困难超出预想。那么，如何去确保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现阶段，中央政府主要依靠对地方官员的年度考核和约谈、问责等机制来督促各地方政府，甚至最严厉的处罚可以免职。这种办法看似严厉，但实质是人治而非法治，其执行力堪忧。因为有效的执行力是建立在可行性、责任明确的基础上的，这种超越了地方政府经济承受能力的计划，所奉行的还是传统的政府万能的思维，沿用的是自上而下层层加压的行政方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执行力问题。
三、保障房建设中采取的一些“创新举措”面临法律风险
当前，对地方政府来说，保障房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一直处于高负债运行状态，本身即存在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由于中央政府以军令状的形式给地方政府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压，保障房建设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官员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而地方政府随着土地财政的徐徐闭幕正陷入财政困境，为解决地方政府保障房配套资金问题，受重任和高压的地方政府开始频频突破现行法律规定。
首先，贷款公积金建保障房。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动用具有私人财产性质的住房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这或许会为地方政府解一时之燃眉，但明显不合法。按照2002年国务院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条第2款以及第3条的规定，公积金是单位及单位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其性质属个人所有，而且该条例第5条明确限定了公积金的用途，“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很显然，《条例》严格限定公积金用途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产生呆账、坏账，以确保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未修改的情况下，将私人性质的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明示突破了以上的规定，更何况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有可能会损害公积金缴纳人的切身利益，因为如果公积金吃紧，必然会导致公积金缴纳人在购房时无法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政策。
其次，动用社保基金投入保障房建设。据报道，全国社保基金已经在南京、天津、重庆三地，通过房地产信托基金的方式，为当地的公租房建设提供融资105亿元。但是，社保基金作为社会保障资金，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保命钱”，因此安全营运是其生命线。《社会保险法》第6条规定“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第9条、第76条分别规定了工会、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社保基金监督的权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明确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社保基金投资于保障房，明显超出了《暂行办法》所限定的社保基金投资范围，而且投资保障房回报率过低，长期来看其投资的风险系数不小，亦有违社保基金作为“保命钱”所负有的保值增值的宗旨。
第三，发行地方债券。我国对地方政府负债实行严格的控制，《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地方政府常会突破该规定，采取一些如搭建地方融资平台这类规避法律的、非规范的融资方式举债。[12]当前保障房建设遇到资金瓶颈，国家相关部委亦开始频频突破《预算法》“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限制性规定。201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2012年2月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安排等相关工作的通知》发文明确，将增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等用于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但是问题在于：（1）现行的体制下，谁也无法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借新债还旧债、借保障房的债用于其他用途。（2）虽然发改委在发文时称这种企业债券具有周期长、利息低的优点，是良好的集资工具。但是，这里所谓的“良好”仅仅是相对于发行方而言的，实际这种债券不但周期长、风险大，而且收益低，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去购买，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可能还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强行摊派，最终地方政府将矛盾上交，甚至可能会造成金融风险，影响稳定大局。
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政府一切行为的准绳，政府一切施政必须遵循依法行政原则。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但是，实践中我们却遗憾地看到法律的规定经常在各种功利的目的下被突破。“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13] “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律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削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14]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以及民众法律信仰的养成。
四、从权利的视角看保障房建设
前已述及，1998年我国启动住房改革，当时确立了商品房与保障房并进的两条路线，商品房由市场提供，保障房的责任则在政府。但是，一直以来，是商品房一条腿走路，忽略了保障房建设。当前我国狂飙突进的保障房建设，实际上是在还保障房的历史欠款。必须反思的是，欠账为什么会发生？
笔者认为，住房问题其本质是人权问题，《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还于1991年专门发表了《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其中第1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为弱势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众所周知，住房的基本功能是为了居住，但简单的居住问题在中国却变得非常复杂：
（1）城市居民住房开发建设被垄断。古今中外千年历史，无不是百姓自己给自己建房子，为什么中国城市居民不可以自己盖房，而非得由开发商来垄断盖房？ 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国内多起自发通过协议形式合作购地建房的行政许可申请，但均未获得批准。[15]为何禁止合作建房？官方冠冕的理由无非是担心由此引起纠纷，禁止是为了保护购房者利益云云，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的“政府父爱主义”式的官僚思维，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现行房地产开发垄断的现状。事实上，合作建房的申请人作为理性人完全理解其自身的行为，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协议，自愿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风险，而且法律并无明文禁止性规定，政府没有理由禁止。
（2）住房问题还涉及权利平等的问题。首先，当前中国城市多种性质住房并存，相互之间地位悬殊。在我国，由于金融的垄断、税赋的沉重、投资实业艰难等因素，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成为资本竞相投机逐利的场所。我国双轨制的住房建设，一个城市甚至会搞出七八种性质的房子，这些房子之间地位相差悬殊，所有权性质、取得以及交易的条件均不相同，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层面的规范，在目前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只会让权力在其中更容易钻空子寻租牟利。其次，保障房建设忽视了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下，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当前的保障房建设主要解决的是城市居民的适足居住权问题，但恰恰忽略了广大农民（由于政策的原因，农村的住房无法进入市场流转，农民群体无法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升值的收益），特别是最迫切需要解决居住困境的广大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权（由于农民工居住条件恶劣等原因，制造了农村留守儿童等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当前，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势必造成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加剧城乡差别和收入差别，建立在城乡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利益格局将进一步固化与扩大，这与人与人平等、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和谐社会明显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笔者认为，当前保障房建设的思路，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万能的思维，是一种权力主导的思维，在权力的作用下，忽略了权利保障，主要体现在：
（1）忽视了地方政府的权利。当前，转型时期中国出现的房价高腾、环境危机等很多问题深植于央地财政关系的不合理，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面前，纷纷不约而同选择了“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其行为与经营性公司无异，由此导致的征地、拆迁、一些地方甚至民怨沸腾、上访、拦访、截访，等等，乱象频出，不一而足。[16]对此，笔者认为，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值得深思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突然都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设身处地的抱着基本的“同情式理解”的态度来思考：长期以来，决定地方官员政治升迁主要考核的是辖区GDP的数量，地方官员面临诸多的决定其仕途命运的“一票否决”考核， 但是，“一票否决”事项太多了，也就显得不那么严厉了。由于自上而下权力主导下的考核面临着上下级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上级只能采取选择性执法，处分个别运气差的“撞到枪口上的”地方官员以起到“杀鸡儆猴”式的震慑作用，在“老实人吃亏”心态主导下，地方官员纷纷选择表面服从但背地还是“顶风作案”。近年来，雷厉风行的“审计风暴”最终虎头蛇尾收场，轰轰烈烈连续五次的环保风暴，结果全部草草落幕，而意义重大的节能减排实践操作中却被一些地方政府异化为纸面上做减排游戏的徒增扰民作用的拉闸限电闹剧，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著名财政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指出，在财政上“不实行均权制，中央之集权必有地方之滥权”、“中央既夺地方之税，地方亦不必尊重中央法令”，实为精辟之论。[17]
（2）分配过程中忽视了权利。分配公平是保障房的“生命线”，如果保不住这条“生命线”，建保障房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甚至会走向反而，即导致建设的量越大，浪费会越大，还会使社会矛盾更加恶化。因此，要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全过程中，重视维护好这条“生命线”。[18]对此，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强调，必须保证保障房分配的公正。[19] 2012年2月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强调要把确保公平分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切实保障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20]但是，由于缺乏法律统一的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缺乏公众的知情权、诉权，权力所主导的分配出现分配过程的腐败必在意料之中。如何做到保障房分配的公平，法国政府保障公众诉权的做法值得借鉴。为解决法国居民的住房问题，2007年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法案规定，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没有收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5类住房困难户——无房户、将被逐出现住房且无法重新安顿者、仅拥有临时住房者、居住在恶劣或危险环境中的人以及与未成年子女同住且住房面积不达标的人，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问题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21]
五、解决保障房问题的关键：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障权利
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并不在于民粹主义者们所谓的“开发商原罪”，商人追求利润是正当的行为，我国房地产出现的病症原因非但不在于市场，反而恰恰是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所造成的。目前，半权力、半市场的体制所造成的结果便是需要权力的时候用权力，需要市场的时候用市场，由于民主法治的不健全，权力和资本一结合，寻租起来如鱼得水，遂形成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一经形成，遂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在学术界寻找代言人，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通过各种途径来固化既得利益。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根源即在于畸形的、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控制制度以及由开发商垄断房地产开发的制度，地方政府通过将农民、市民土地征收，一转手即拿走了其中天价的土地差价，并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巨额税费，遂形成尾大不掉的土地财政局面并逐渐巩固，陷入“路径依赖”而难以自拔，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当前，保障房建设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其实还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众所周知，作为一项基本的常识，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定位。现代法治政府必然是权力受到法律制约的政府，法治政府必然采行“租税国”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中立地位，所需的经费由全体纳税人根据量能的原则提供，政府量入为出，财政不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凡市场能作用的地方即政府止步之处。[22]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市场经济从计划体制脱胎而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投资一直占政府财政支出的主体，“经济建设型政府”明显，政府主导经济的结果，一是近年来“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现象愈发明显；二是资源配置日益扭曲，导致大量的贪污腐败、浪费及损耗。当前，对于规模如此巨大的保障房建设，是否违反经济规律，超越了现阶段经济随能力，以及是否存在金融风险，是否干扰了市场秩序乃至有重回计划经济的危险等等，这些应当是经济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笔者主要关注的是：
法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政府的一切施政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对于保障房建设这样庞大的经济计划，必须事前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和反复的商讨，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法律，以此来规范保障房建设。具体而言，大规模保障房计划的通过和实施，在法律程序和实体上必须考虑：首先，必须有强烈的公益目的。关于这一点，保障房建设勿庸置疑其意义重大，具有目的合理性。其次，必须遵循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体又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公正性原则和行政责任性原则。总之，依法行政原则要求法治国家政府一切施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对政府而言，法无明确授权即无权。第三，比例原则。即法律的规定、政府施政均应权衡利弊得失，不得“大炮打麻雀”，这需要议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争辩，现代立法程序具有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和自律性等几大属性，惟有遵循该程序才能尊重不同的声音，确保立法的公正性、可行性。就当前的保障房建设而言，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如此大的一个计划，为什么会出现法律的缺位？保障房是不是必须由政府亲自充当开发商的角色，由政府来建？为什么不能由市场来提供？制度学派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事实上，缺乏法律层面上的、理性的、制度化的、常规化的制度设计，缺乏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诉权，寄希望于党性的自觉，以及自上而下的督促是靠不住的。而经验告诉我们，现行的体制下，政府充当投资主体，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混乱、行政干预错位难以避免，浪费、低效率更为寻常，任何禁令也不可能制止其中的腐败、寻租以及弄虚作假等行为，这从近年连续发生的工路塌方、桥梁倒塌、“楼脆脆”等现象可以得出。
正如论者所指出，政府必须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但不能矫枉过正回到计划体制的老路上去，由政府包办一切是不现实的，而且注定必然是低效的。保障房的好处在于省掉了土地出让金， 但坏处在于政府建房的效率远低于市场，更不用说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腐败，只有竞争性的市场主体才有能力以最优的配置、最高的效率建造相对最便宜的房子。[23]事实上，市场才是真正的创新主体，面对高昂的房价，市场早已自发地产生了一套解决弱势人群居住的秩序：（1）大量涌现的城中村。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急剧扩张，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在政府住房供给缺位的情况下，以大量出现的城中村为代表的市场代替政府供给了大量的廉租房。这些城中村虽然地处城市中间，但土地性质却是农村集体所有，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这些城中村的村民逐渐抛弃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转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和房屋出租活动。（2）存量巨大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我国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化土地制度、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土地财政催生的高房价等因素所造成的一种奇怪产物。[16]据前几年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全国的小产权房共计66亿平方米，约占全部住宅面积的1/3。由于政府的管制，这些“小产权房”的售价和租价与商品房之间存在着数倍的差距，因而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村进城人口的栖息之地，成为廉价(租)房的供应来源。市场自发提供廉租房与保障房建设过程中的混乱相较，应验了一条简单的经济定理，即用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最有效率，最没有效率是用别人的钱替别人办事。市场自发提供廉租房至少是有效率的，是在用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但保障房建设却是政府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办事，而且还缺乏制度化的、有效的约束，因此出现种种乱象实为意料之中。
目前，政府一方面提出盖保障性住房，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现在事实上发挥廉租房作用的小产权房的合法性，至少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环境下，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土地财政和放开土地交易的管制来促进土地市场降价，从而降低房地产成本，保障房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5]前已论及，我国高房价问题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央地财政关系所导致的“土地财政”。笔者认为，解决的根本在于重构法治化的央地财政关系，保证地方财政自主权及实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终结土地财政，承认私人的土地所有权，破除城市房地产供给的垄断，承认自建房、合作建房的合法地位，使房地产市场回归常识等等。[16]但这需要深层次的法律制度变革，非能“毕其功于一役”。就目前情形而论，笔者赞成张曙光先生所提出的观点：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无为”，即取消行政部门对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领域的干预，禁止行政部门对各种产权的侵犯，建立起多元化的充分竞争的住房供应体系。他强调“政府补给不足，从产权保护做起”才是根本，“当务之急承认市场供给的合法性，政府承认廉租房、城中村的合法性，按保障性住房，最近收多少，给补贴多少，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但现在政府依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24]
结语：
为弱势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的义务。但是，保障房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道德与法律命题，并不简单是“房价高，政府给你造房子”这么简单的思维。用保障房包打天下，其本质是政府包办的思维，这是一种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攻克战役、计划经济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不过，目的正当性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虽然保障房建设计划目标宏伟且初衷亦好，但是一纸蓝图与一个宏伟目标并非确保目标实现的手段。当前，保障房建设是政府最大的民生工程，在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语境下极容易演化为“政治正确”的命题，在缺少法制化约束的情况下，容易被一些地方政府利用，甚至会沦为个别地方政府暴力拆迁的借口。当前，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何去何从？对于张曙光先生提出的立即停止保障房建设的建议，笔者不敢苟同。保障房建设作为数亿双眼睛在关注的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建设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既已发动，不能率尔停止，只能尽力去补救。笔者认为，理性的做法是：针对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逐步减少保障房建设的数量同时，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快以权利为本位的《住房保障法》的立法进程，明确保障房的财政安排、土地供应、市场准入、融资模式、运营模式等等，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全国统一的制度支撑。此外，《住房保障法》立法还应注意的是，保障性住房的提供能通过市场途径解决的尽量通过市场来解决，最大程度的避免政府亲力亲为，以防止出现大规模工程建设中常见的“政府工程病”。

注释：
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属全国人大的职权。重大投资项目由全国人大进行专项审议通过已有先例，例如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投票通过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仅1600亿元。
例如，郑州市“汇景嘉园”小区一处拆迁安置小区8栋刚封顶2个月的多层楼房，开始全部拆除、重新建设，内蒙古包头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大部分新楼房成“墙脆脆”被网民曝光，海口回迁安置小区93户居民发现，入住不久的房屋出现屋顶渗水现象。
事实上，在中国，由于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私人无土地所有权，开发商主要依靠垄断土地开发赚钱，开发商往往将房屋的设计、建筑等业务层层外包，靠炒买、炒卖土地，推高土地价格换取高房价，进而获取暴利。作为社会资源的土地价值增值效益被开发商所独享，广大人民未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受益。
比如，决定地方官员仕途命运的有安全生产、耕地保护、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综治，等等。
但问题在于，目前的体制下，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一大支柱性来源，保障房建设切掉了地方政府的这一大块蛋糕，相当于在现行的利益格局中抢走了地方政府的这部分收入，但却未在其他地方给地方政府予以补偿，如此，地方政府焉能“束手就擒”？

[参考文献]
[1]邝国泉.中国的保障房建设是“乌托邦”？[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1-30.
[2]许宗力.论法律保留原则[A].法与国家权力[C].月旦出版公司1993.132.
[3]王玉光.福利分房十余年后重现，成特定人群隐性收入通道[N].财经国家周刊2011-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