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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陵人常[2006]13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已由陵水黎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6年3月16日修订通过，并经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7月28日批准，现将修订后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06年8月1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
（2006年7月28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由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96年12月2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3月28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2006年3月1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2006年7月28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陵水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黎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有汉族、苗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自治机关驻椰林镇。
第四条 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建设小康社会，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履行应尽的义务。
第七条 自治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一切行业和领域。
自治县依法保护各民族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自治县依法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自治县保障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自治县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第八条 自治县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
第九条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心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各民族代表的比例，依照法律和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黎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中，黎族公民应当占有一定的比例。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机构中，应当合理配备黎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方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修改自治条例，制定和修改单行条例，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可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作出的与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相违背的决议、决定和规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由黎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合理配备黎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第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和自治县的实际需要，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调整自治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名额，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四条 自治机关遵循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原则，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和命令，如有不适合本地方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本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重视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黎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招考录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可以提出招录名额和黎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员所占的比例，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核准。
自治县的事业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招聘人员时，划出相应的名额招聘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机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根据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制定优惠政策，自主引进和招聘各类专业人才，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短期合作、临时聘请、兼职兼薪等多种形式引进和招聘人才。
自治机关对引进的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住房和生活补贴，并照顾其配偶就业和子女入学。对支援自治县的各类人才及在自治县边远乡镇工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给予生活补贴。
自治机关对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建立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津贴制度和艰苦地区工作补助制度，提高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自治县实行退休补助制度。凡在自治县工作的国家机关、各政党组织、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人员退休时，按工资发放渠道一次性给予本人退休前的二个月标准工资补助。
自治县内的各类企业为从业人员办理退休时，可以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参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第三章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并对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副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应当有黎族公民担任。其他审判委员会委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黎族公民。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其提供翻译。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二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按照全省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安排和管理本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自主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建设项目资金，自主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自治机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旅游业、海洋渔业和资源型加工业，促进自治县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一条 自治机关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安全农业。
自治机关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重视科技兴农，健全农业科技网络，引进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
自治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二十二条 自治机关自主保护和开发本地旅游资源，根据全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本地旅游资源进行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依法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
自治县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功能，发展具有民族风情、热带滨海和热带雨林风光特色的地方旅游业，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和品牌，做好旅游宣传、促销等工作。
自治机关加强对旅游行业的管理与监督，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可以依法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政府主导的旅游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扶持发展中深海和远海捕捞、港湾及滩涂养殖等水产业，积极拓展港外深水养殖，做好水产品的保鲜、贮运、加工和销售工作。自治机关对其管理的渔业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增殖渔业资源。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使用。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海域出让金除上缴中央财政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使用。
第二十四条 自治机关立足本地资源，自主制定工业发展规划，重点发展海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等地方资源型加工业，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自治机关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依法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保护、管理和开发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自治机关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自治机关实行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实行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内，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供地方案，依法自主安排建设用地。如需增加建设用地计划的，报请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追加。
自治机关依法应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中央财政部分外，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耕地开发整理和土地资源的管理保护。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开发和管理水资源，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水资源制度，推行节约用水，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提高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发展水利水电事业。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水电发展规划，经资源论证，专家评审，自主审批小型水电站建设项目，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水资源费，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本地方的矿产资源，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和矿产资源统一规划，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开采矿产资源应当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自治县矿产资源采矿权出让实行招标、投标和拍卖等制度。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除上缴中央财政部分外，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和利用森林资源，实行封山育林，营造并保护沿海防护林，大力发展商品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护林防火和林木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
自治机关依法维护国家、集体、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合法的林木、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林业规费和植被恢复费，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发展林业和维护森林生态环境。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生态县建设，依法保护生态环境资源，不断提高生态资源效益。
自治县着力保护吊罗山生态功能区、南湾猴岛自然保护区、沿海和海域生态系统。建设生态农业、生态风景区，发展文明生态乡镇和村庄。
自治县在利用资源和开发建设中，依法保护生态与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自治机关负责征收在本行政区域内（含农垦）的排污费，除上缴中央财政部分外，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环境污染治理。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制定扶贫工作规划，采取措施,从财政、金融、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扶持贫困地区、边远地区以及革命老区，帮助当地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对口援助边远乡镇村庄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加强交通、能源、水利、通讯、城市公用事业和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优先安排和政策照顾。
自治县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强农村公路的建设、改造和养护，提高公路等级和标准，增强道路运输能力。
自治县农村公路的建设、改造和养护，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专项资金的支持和照顾。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支持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城镇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在本地方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和生产性企业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照顾。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编制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以县城建设为重点，推进乡镇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
自治机关编制农村发展总体规划，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完善市场流通体制，规范市场管理，禁止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价格欺诈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积极促进产品流通，提高民族产品的商品率。
第三十五条 自治机关依法享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主权。自主编制和调整财政预算，自行安排使用财政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机关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家、省确定的其他财政转移支付的照顾。
自治县上划中央增值税环比增量税收返还部分，按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规定，返还给自治县自主安排使用。
自治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各项财政补助。地方财政收入不敷支出时，可报请上级财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
自治机关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并随地方经济发展和自治县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在执行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财政预算过程中，需要变更的部分和计划外资金安排，须报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依法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第五章 自治县的社会事业建设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教育方针，结合本地实际，自主制定自治县的教育发展规划。
自治机关积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普通高级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建立协调发展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自治机关采取措施，改善教学条件，普及信息教育，办好中小学民族寄宿班。设立少数民族学生助学金，对民族寄宿班、残疾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给予生活补助。
自治县的高级中学、职业中专在招收学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放宽录取条件。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依法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全面实行教师聘任制度。建立和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重视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建设合格稳定的教师队伍。
自治机关建立教师任教交流制度。鼓励教育基础好的地区的教师到边远贫困乡镇和村庄的学校任教。
每年九月为尊师重教宣传月。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建立和完善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教育投入机制。
自治机关逐年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使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幅度高于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自治机关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对捐资助学有重大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受益学校在征得捐资方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后，可以以该组织、个人的名称命名该校校名或专门建筑物名。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管理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增加科学技术投入，加快科学技术应用推广和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健全县、乡（镇）、村科学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多渠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第四十二条 自治机关发展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事业，加强城乡文化设施建设，依法管理文化市场，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机关大力搜集、整理、保护革命文物、历史文物、民族文物。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依法开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加大对文化艺术团体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帮助和扶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自治机关鼓励社会团体、集体和个人兴办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
第四十三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对疾病的防治和妇幼保健工作。
自治机关逐步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疾病信息网络、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和医疗救治等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自治机关建立和完善县、乡（镇）、村委会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鼓励集体办医，允许个人依法行医，推行农村医疗保险。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和医疗、药品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医药市场，取缔假冒伪劣药品。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改善城乡体育设施，培养体育人才，提高体育运动水平。
自治机关坚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每五年举办一次全县体育运动会。
第四十五条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四十六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禁止早婚、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禁止家庭暴力。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帮助特殊困难群体就业。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推行技术岗位职业资格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自治机关重视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工作，在安排社会保障补助经费上给予适当照顾。

第六章 自治县的民族关系

第四十九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各民族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提倡各民族制作和穿戴本民族的服饰。
自治机关积极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五十一条 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各民族代表充分协商，尊重其意见。
自治机关维护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根据其特点和需要，逐步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为黎族、苗族传统节日，放假二天。
每年农历三月，为自治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自治机关开展各种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
每年12月16日为陵水苏维埃政权成立纪念日。
每年12月30日为陵水黎族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其职权范围内的实施办法。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WTO的价值目标与中国“入世”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取向
沈舒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0031）


[摘要]中国入世至今已有快4个年头了，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影响深远。伴随着中国作为现今自由贸易体制下的一员，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应如何利用入世的契机，准确定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而真正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将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作者自己的思维视角，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关键字]WTO的原则及其目标 自由贸易 对外贸易政策 国家利益

一、WTO建立的背景及其价值目标
在全球贸易的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心目中都有自己最佳的国家利益。这在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是最明显的。当各国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尽可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采取这种贸易政策的后果。经济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关税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剧了经济萧条。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劫难的余波中，许多国家在反思了近代史后，都试图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更注重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济和工业崩溃中，诞生了一种更新的自由贸易信念和处理一般经济问题的国际新方法。各国都认识到，如果它们能够找到鼓励商品自由贸易的方法，通过颁布自由贸易规则将贸易从高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中解放出来，那么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自由贸易规则和减少商品自由流动壁垒的全球性框架，在二战后不久由《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起来，现代化的全球贸易制度就此诞生了。近50年来，关贸总协定履行其职责，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为解决国际争议提供了一个论坛。1994年，一项新的世界贸易协议达成，称作《1994年关贸总协定》，它增强了国际法律在管理贸易时的作用，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以管理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制度为职责的国际组织。
在美国的带动下，各个国家信奉了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政策，他们希望通过WTO继续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各成员国的要求，WTO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全球性结构，为贸易、投资、和发展以改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
的环境。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减少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而设置的壁垒和限制，从而实现公平的贸易。为增加透明度和保证成员国遵守WTO的规则和义务，贸易

作者简介：
沈 舒（1980—），男，四川人，西南政法大学2003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政策审议机构定期审查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和实施情况。成员国不但要承诺在WTO贸易分歧上相互商讨和尽力解决贸易纠纷，WTO还有四项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1、多边贸易谈判（国家之间应定期会面，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堡垒）；2、非歧视和无条件最惠国贸易（成员国不能对一个成员国比对另一个成员国提供更优惠的商品进口条件或待遇）；3、国民待遇；4、取消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国家首先要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然后进行谈判以减低关税税率）。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清楚的看到，WTO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于追求国际贸易买卖的零关税以及无壁垒的状态，从而实现全球贸易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最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目标显然只具有应然层面的意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努力最终只能使全球贸易市场无限接近这一目标，却永远不能达到。因为作为支撑自由贸易制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帕累托最优效应假定，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须具备的两个关键性前提，一是交易费用为零，二是市场充分竞争，没有任何政府阻碍。很显然，这种帕累托最优效应所预设的市场结构，就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当今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全球贸易体制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其中的国家政治利益有时要远胜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实现绝对的全球自由贸易，难上加难。并且，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教授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产权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也证明了现实世界不存在“零交易费用”，否则，研究制度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WTO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作为每个愿意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成员国来说，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毕竟，全球贸易的一体化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政治上的国家单边主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下面的部分，我将探讨作为全球贸易活动的三个主要参与者（也是在WTO规则制定中最具分量的三个方）是否自觉有效地履行WTO的原则，并且真正仅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己任。

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实践及其浅析
在关贸总协定及其作为代替其职能的WTO建立以后，各个国家开始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国家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最开放、最少贸易壁垒的国家声称自己将全面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最终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但是，仔细分析美国近些年的国内贸易立法和国际贸易实践，我们很难将其奉为“捍卫WTO价值目标的楷模”。
在美国的贸易法中，随处可以洞察到他们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对外贸易理念。从实施贸易保障措施的“201条款”，到对因进口产品增加导致工人失业而对美国产业工人进行的贸易调整援助；以及为商业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所熟悉的，美国对付外国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行为的“301条款”。
具体到真实的案例，我们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立足点将会有更加深刻认识。最为著名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关于汽车贸易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在这场争论中，美国政府和美国汽车制造商声称，日本不公平地限制美国汽车和汽车配件对日本的进口和销售。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这种指责，主要源于9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总共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在这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360亿美元源于汽车贸易。而在日本销售的汽车中，美国汽车所占分额不到3%。显然，这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正在崛起的日本汽车工业对美国的汽车行业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日本通过自己的竞争实力和国内政策优势所取得在汽车工业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违反WTO的协议，但却是美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1995年，美国贸易代表要求日本同意开放其汽车市场。美国政府坚持要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答应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配件；增加在美国产的日本款汽车，并增加经营美国品牌的日本经销商的数目；日本政府还必须改革日本的销售制度，并同意通过贸易展览和展销，帮助美国汽车的市场营销和宣传等等。假如日本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等待日本的将是出口到美国的日本豪华轿车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和6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屈从了美国的“不合情理的要求”。[1]克林顿政府将汽车工业谈判的成功视为美国能够“管制”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的一种标志。后来，美国又将这种方式成功的运用到与日本的半导体协议。而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自由贸易者”都反对采用“受管制的贸易”。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美国配件的“协议”，是一项基于结果的策略，这样作造成了日本对欧洲、墨西哥和其他配件供应商的歧视，这也把美国放在了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贸易管理者”的位置上。假如由于日本后来没有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被美国制裁的话，美国的这种做法将会由于没有得到世界贸易共同体的同意，而破坏世界贸易制度赖以建立的合作与谈判精神。这也使得美国为其边缘政策在将来的贸易关系中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实际上，美国的贸易法是被用来实施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些政策由国会和总统制定，经常是在对某个议题进行了长期的公共讨论之后做出的。这些讨论常常围绕着美国的经济与政治目标而展开的。在这种目标指导下而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加强美元的坚挺程度，迫使外国允许美国的商品自由进出他们的市场，而且可以用来鼓励与政治盟友的贸易，或用来阻碍与潜在敌人的贸易。比如，美国国会可以对来自非民主国家或侵害人权的国家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甚至禁运；也可以禁止一切与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的国家，或支持非法毒品贸易国家的贸易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指责美国的贸易政策过于政治化，美国的贸易政策时常沦为其对外政策的牺牲品。这些国家指出，在这个政局不太稳定的世界中，如果把贸易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贸易会受到不良影响。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本来就不是WTO“自由贸易，无歧视贸易”价值目标的忠实捍卫者，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些是值得牺牲的。上面我提到了美国贸易法中为人熟知的“霸王条款”——301条款。该法案单方面授权美国向其他违反了WTO协议、不公平地限制美国的商品或劳务进口，坚持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政策或行为的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虽然许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最终都没有运用到“301条款”中的贸易制裁手段，但是，这种法规的存在赋予了美国贸易代表解决贸易争端和避免贸易战的“谈判筹码”。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都批评301条款（特别是超级301条款）是单方面的“强权”策略，他们显然违反了全体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同意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分歧的承诺。各个成员国现在也正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不能在没有WTO授权的情况下使用301条款。但是，既然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中，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单方面采取行动，那么，为了国家的利益，美国又为什么不可以绕过WTO来实施贸易报复呢？看来，美国是黑格尔哲学精神最忠实的捍卫者，“在世界历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国家的民族才能受到我们的注意。因为必须理解，后者是自由的实现，即绝对的最终目的实现，它是为自身而存在。而且还必须理解，人类所拥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实在，都只能通过国家才拥有……因为真理是普遍意志和主观意志的统一；普遍意志一定要在国家、在它的法律、在它的普遍和合理的安排中，才能被发现。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2]
同样日本和欧盟贸易政策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他们经常利用间接的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市场免受国外进口产品的损害。比如，利用行业或商业惯例，甚至社会和文化习惯等作为控制进口的一项措施。日本的株式会社就是利用社会和文化习惯来抑制进口竞争的成功典范。株式会社是在日本公司之间，存在连锁管理关系、合伙关系以及其他联系的日本特色。株式会社的公司有相同的董事，并且发展有利于株式会社成员的长期合同关系，这样就使许多外国公司失去了许多符合WTO规则的商业机会。在与WTO成员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日本给予许多成员国的承诺也是很空泛的，因此许多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和美国同样的威胁手段对待日本政府，迫使日本履行自己的承诺。欧盟也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为理由，限制进口含有防腐剂的食品。但是，国际贸易多涉及远程运输的问题，如果不使用防腐剂便不能保证商品经过长途、长时间的运输后保持新鲜和完整。在有关于鲜活商品以及保质期短的商品进行检验的规则设定方面，欧盟也比较严格，常常花费进口商大量的时间办理各种检验手续，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这些商品的变质，甚至腐烂，最后，进口商不得不承受高额的进口成本。利用这些经过伪装的贸易壁垒来维护本国的市场是很难被WTO协议所规制的。在利用技术壁垒作为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贸易手段中，日本走在“世界前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日本的技术壁垒都提出了许多抗议，大部分都涉及不合理和累赘的检查程序或进口许可证要求，还要执行一些过分严格的要求。日本对成千上万的进口产品仍然保持着复杂的技术上的规定，这些产品包括电器设备、电信和医疗设备、木材、电子零部件、药品和食品。日本广泛应用各种技术要求也是源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历史上日本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给予日本企业大量的出口补贴，组建企业集团，日本民众也对政府的干预持认可态度。日本的产品大都围绕设计上的特性来制定—即一种产品应该如何来设计和制造。相反在其他国家，标准则通常围绕性能来制定。[3]并且日本的技术标准缺乏透明度，这也让外国企业很难遵守和执行。欧盟则利用政府补贴来支持农业，欧盟的农业价格支持是通过公共农业政策来实现的。它运用可变税率来使进口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的价格水平。每年用于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的支出达数十亿美元，占欧盟年度总预算的四分之三。法国作为欧洲最大的谷类出口国，一直以来不愿意削减农场补贴，因为法国农民在政治上是很有实力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WTO距离自己设定的价值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各国还需要尽更大的努力才能营造一个“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而绝非是“完全”的自由。在以国家为构成体系的全球贸易体制中，国家利益更为实在和具体，更具有可掌控性，它将会是各国永远追求的价值目标。各国如果哪天真的更加遵守WTO的价值目标，也只是因为它更符合国家利益。

三、中国“入世”的意义极其评析
“闭关锁国”了近百年的中国，由于没有开放的精神和传统，在综合国力上一直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开放的国家和民族。这也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这种对外政策的取向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落后，甚至于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也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和认可。如此一来，中国慢慢丧失了进行对外自由贸易的“本钱”，从而变的更加游离于世界市场规则之外。在经历了近代史上的屈辱和艰辛以后，中国似乎才真正懂得了开放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愿意以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形象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决心。而要真正融入自由贸易的大家庭，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角，尊重WTO的游戏规则，加入WTO 便成为了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步。在2001年11月10日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12月11日生效，至此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通过艰辛的谈判历程重回自由贸易的大家庭，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当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这一事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入世”的积极效应褒扬有加。据中新网的消息称：“调查显示，98.8%的北京市民认为入世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中国加入WTO的当天 ，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在其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美国祝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位成员。中国入世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为美工业产品、服务业和农业出口打开中国的市场，并增强世界经济”。也许，对于徘徊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边缘太久的中国人来说，这次的“入世”之旅足以让我们兴奋一阵子，而且我们又确实直观的感受到了开放的国际市场对于振兴一国经济的巨大作用。我们完全可以以西方国家为例子（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较早地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较早的成为了WTO的一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才可以跃居世界前列的。但是，我们在为此欢呼雀跃的同时，仍然要饱有一丝理智的情绪。也许，WTO候任总干事素帕猜的一番话，比起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中国“入世”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中国加入WTO，将对世贸组织起到平衡的积极作用。在WTO的100多个国家中，3/4是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贸易组织飞速发展，但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发展中国家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要努力在新的贸易谈判中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参与这些贸易谈判做准备……通过设立新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有能力参与贸易活动和谈判，给谈判以足够的支持，并且对谈判内容有充分的理解，掌握贸易的诀窍和贸易谈判的诀窍，这样发展中国家就会知道怎样遵守贸易规则并且在谈判中取胜”。[4]通过他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在WTO这个大家庭中，主要的几个发达国家仍然还是站在自己国家的利益上，利用自己在贸易位置上所处的优势，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在全球贸易中的积极作用。而要真正的维护WTO的价值目标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要学会利用WTO各种贸易规则的“灰色地带”。在这方面，美国、日本和欧盟是做得很成功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
中国“入世”，并不像国内、国际上那些乐观的人士想象的那样，只要顺应了WTO的价值目标，减少了一国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管制，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切忌不可意识形态化，不可被某些人当作大棒挥舞，这样只会严重损害我们对于其真精神的信赖。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曾说过，东亚国家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例如日本和韩国也是WTO的成员，他们并没有放弃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以此理论为基础，经济学家盛洪指出：市场制度的发展程度与政府的管制能力是相互依赖的。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管制资本市场，它就只能让资本市场关门。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5]各国的贸易政策仍然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当然，这种政府与市场制度的良性互动理论与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不矛盾的。诚然，以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是个人在国家中的活动和思想的自由，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无法预知、无法估量的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了国家这个集合体的充分尊重，国家才会获得强大起来的坚实基础。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理论理应得到弘扬。但是，当多个人的多次交往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时候，利用政府与该制度的良性互动机制来推动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可以起到降低个人活动成本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样做的同时又促进了个人的真正自由。科斯教授在 《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通过对企业和单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分析，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中国加入WTO便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通过政府与国内国际市场的良性互动，减少外国进口对我国市场的冲击，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真正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完全放松政府对于国际贸易市场的管制绝对不是明智之举，这样只会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置于危险的边缘。

四、“重商主义”过时了吗——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何去何从
世界上最早标榜自己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是英国，以至不少人以为英国人是靠自由贸易起家的，是靠自己产品的竞争实力成为“世界工厂”的。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英国“自由贸易”的本质是以“不自由”的暴力手段达到的。他通过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向印度倾销棉纺织品，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向中国贩卖鸦片赚取白银，全然不顾自由贸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其他国家也有“不贸易”的自由。显然这种标签贴在英国的脸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实际上，在所有经历过重商主义实践的国家中，英国是最为成功的。当时，重商主义利用贸易保护政策聚集了大量的货币，以增强国家实力；加上重商主义更有保护民族幼稚工业的功效，为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凯恩斯一针见血的指出：“重商主义者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及国力之相对的增加”。[6]后来，只是由于长时间的实行重商主义会导致负面的效果，例如工资上涨和资本过剩，最终将导致英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资本外流，英国政府才开始转而实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因为这样做将更加有利于这个国家和商人，绝不是因为英国愿意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利而捍卫自由贸易的理念。熊彼特不无正确地指出，“正是以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给予了英国的自由贸易以坚定的支持。‘重商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鸿沟。如果对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思想和兴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见，那么自由主义经济学本来是可以继承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作的”。[7]铁血宰相俾斯麦在评价英国早期的自由贸易政策时也说到：“我认为自由主义（贸易）的整套理论是错误的。英国在充分地享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给国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废除。那个国家本来一向有最强有力的保护税制，直到它在这些税制的保护下变得那样强盛；直到它能像一个雄健的运动员那样才跃出堡垒来想世界挑战。”[8]
全球市场发展到今天，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自由贸易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也趋向于更加开放和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再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体制下获得自身完全的发展也将是不可能的。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当然也应该忠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成为一支真正推动WTO价值目标的强大力量。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思想仍有诸多可取之处。只有解决好了“入世”带给中国的诸多不利因素，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支“对世贸组织起到平衡的积极作用”的强大力量。世界银行贸易研究组经理威尔•马丁在他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由于入世而在贸易方面出现显著增长的同时，目前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调整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允许劳动力转入更具竞争性的行业。该报告根据对84000个中国住户调查的结果发现：城乡之间存在着收益分享不均的问题。近90%的城市住户反映入世以来他们的收入和消费都增加了，而农村住户从整体看，平均收入出现0.7%的小幅下降。但是，按照消费指标衡量，最贫困的农村住户的生活水平出现6%的显著降低，主要是受实际工资减少和消费物价上涨的共同影响。中国怎样才能保持入世的收益，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能否帮助那些遭受短期损失的人，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其他行业提供途径。报告建议实行户口制度改革，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限制了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报告说，帮助农村劳动力适应入世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扩大国家的城市失业保险制度，把乡镇企业职工包括进来，改善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网络。在农业领域，世界银行报告建议中国采取措施提高出口粮食产品质量，作为向高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转移的措施之一。[9]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而所有这些措施的采取，仅仅借助于WTO的帮助是无法作到的。WTO作为一个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组织，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推动各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减少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壁垒。但是，作为一个包括有100多个国家的经济组织，它对每一个国家国内的具体经济状况的了解是有限的，更不适宜提出一个有利于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具体贸易政策和目标。要真正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解决由于加入WTO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一个国家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恰巧，盛行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为我们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式。
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重商主义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国家经济走向振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学说。按照何新的解释，这一目标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自由主义宣称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私人经济福利的“最大化”，重商主义则具有统一明确的政策目标——致本国于富强。它不是为个人（“微观”）服务，而是为国家（“宏观”）服务。重商主义的理论要点被他概括为：1、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的形成来源；2、为了要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3、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10] 实际上，现今最大限度的奉行自由贸易精神的美国就是利用了重商主义的诸多理论观点而变得强大起来的。即便是现在美国仍然没有放弃这些最为基本的政策思想，从本文我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分析中就可以窥视出来。何新就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作为落后国对抗英国的时候，大学讲坛普遍讲授的是汉密尔顿主义和李斯特主义，政治家也用汉密尔顿及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来抵制斯密的市场绝对自由主义。但是到了美国成为出口工业大国，要求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理论就被隐匿起来了。[11]
从重商主义学派的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他们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了旨在获得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一些经济措施。现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为主要的目的绝对不是为实现全球自由贸易而完全兑现对于WTO的承诺，而是要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保护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的强大，而且很难保持住其独立地位。如果考虑到具体的WTO所要求义务，中国的遵守若是弊大于利，显然遵守这样的义务是不值得的，我们应该采取更加有利于自己本国产业发展的策略来应对不合理的义务。在国际贸易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向前推进的战略常常要辅之以防守战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货币的、自由贸易的以及其他经济手段仅被看作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

WTO本身是好的，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李嘉图的国际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理论也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所有参与其中的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并且以公正的等价交换为机制运行的体系。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相信中国通过加入WTO的时机取得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之后，将会更好的实现WTO所倡导的原则和价值目标，通过这样的手段，两者才可以有机的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 理查得•谢弗 贝弗利•厄尔 菲利伯多•阿格斯蒂著，邹建华译：《国际商法》第四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50－251页.
[2] 黑格尔：《历史哲学》．纽约，DOVER出版社．1956．39页．
[3] 理查得•谢弗 贝弗利•厄尔 菲利伯多•阿格斯蒂著，邹建华译：《国际商法》第四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99页.
[4]《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8月21日．
[5] 盛洪：《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上海，三联书店．2003．98页．
[6] 凯恩斯：《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96页．
[7]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55页．
[8] J．L．Ｈammond：《近代工业的兴起》．第1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