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科技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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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政府


辽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107号


《辽阳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定》业经2008年6月25日辽阳市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实施。

　　 市长 唐志国

二00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辽阳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定



第一条 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分配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协调与稳定，根据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我市行政区域内企业方与职工方代表就本企业工资调增及相关福利待遇等进行协商签订工资协议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工资集体协商，是指企业工。会或者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支付办法和收入水平等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

　　本规定所称工资协议，是指职工方与企业方专门就工资事项签订的集体合同。

　　第四条 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兼顾企业长远发展和劳动者的具体利益，遵循职工实际工资水平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正常合理增长的原则。

　　第五条 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双方具有平等地位，在协商中应当相互尊重另一方。不得歧视和将本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第六条 依法订立的工资协议对企业和职工具有同等约束力。双方必须全面履行工资协议所确定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工资协议。

　　职工个人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关于工资报酬的标准不得低于工资协议规定的最低标准。集体协商确定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主管部门（以下称“工资主管部门”），依法对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情况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

　　市、县（市）区工会组织协助工资主管部门对所辖区域内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实施支持、指导等工作。

　　第八条 实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双方应当确定本方的工资协商代表，双方的代表人数应当对等，一般为每方3至9人，代表资格不得重复。

　　企业方代表由企业确定，首席代表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担任。

　　职工方代表由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民主推选产生，首席代表由企业工会主席担任。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职工方代表以及首席代表由企业上级工会组织职工民主推选，并得到过半数职工的同意。

　　第九条 工资集体协商会议由协商双方首席代表轮流主持，协商会议记录员由双方协商指定。

　　首席代表因故不能出席工资集体协商会议的，由其书面委托1名本方协商代表代理。

　　第十条 协商双方可以书面委托企业以外的专业人士作为本方协商代表的代理人。受委托人数不得超过本方代表的三分之一。

　　第十一条 企业应当保障协商代表履行职责的必要工作时间和期间工资、奖金、补贴、保险福利等待遇不受影响。职工协商代表自担任代表之日起5年内除因本人提出或者工作过失外，企业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企业非全部停产的，不得安排职工协商代表下岗。

　　第十二条 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职工方代表和首席代表的更换由企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确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职工方代表和首席代表的更换，由该企业上级工会组织召开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征得过半数职工的同意确定。

　　第十三条 工资集体协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分配形式，计件工资定额标准；

（二）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三）职工工资水平及其调整幅度；

（四）延长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加班付酬标准；

（五）职工奖金、津贴、补贴等分配方法：

　　（六）职工试用期及工伤、病假、事假、产假、婚丧假期的工资待遇；

（七）企业工资支付形式、支付时间和办法；

（八）工资协议的期限和终止条件；

（九）工资协议的违约责任；

（十）双方认为应当协商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实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时可以参照下列因素

（一）外部因素

1.行业、企业的仍成本；

2.本市、本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3.工资主管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

4.本市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5.本市劳动力市场价位情况；

6.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

7.国家利率、税率和汇率等杠杆的变动情况。

　　（二）内部因素

　　1.企业实现利润；

2.企业劳动生产率；

3.企业工资利税率；

4.企业资本收益率；

5.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

6.企业工资支付能力。

　　第十五条 协商双方都有权提出协商的要约。一方提出要约的，相对方应当在15日内给予答复，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协商。

　　提出协商要约和作出答复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六条 协商双方应当如实向对方提供协商所需的有关情况和资料。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保密或者属于企业商业秘密的，不得泄露。

　　第十七条 工资集体协商的具体内容、时间、地点由双方共同商定。

　　第十八条 集体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出现事先未及预料的情况时，经协商双方同意可以暂时中止协商。中止期限及恢复协商的时间、地点、内容由协商双方共同商定。中止原因消除的，应当及时恢复协商。中止协商时间累计不得超过30日。

　　第十九条 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可以由双方共同或者委托一方起草工资协议草案。

　　第二十条 工资协议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未能通过的，双方协商代表应当在lO日内对工资协议草案进行再次协商和修改。协商修改后的工资协议草案应当重新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

　　第二十一条 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后的工资协议，应当由协商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盖章。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当于工资协议签订后7日内，将工资协议文本1式3份和有关资料报送当地工资主管部门审核。企业工会应当同时将工资集体合同文本报送上一级工会备案。

　　工资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工资协议文本15日内依法对工资协议的签订主体资格、工资协议内容和签约程序等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书面送达工资协议签约双方。工资主管部门审核提出异议的，协商双方应当按照签订工资协议的程序，对异议部分进行修改，重新报送。工资主管部门逾期未提出异议的，工资协议自行生效。

　　上一级工会对工资协议有异议的，应当在审核期内向工资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意见。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自工资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职工公布。职工有权查阅工资协议文本。

　　第二十四条 工资协议的有效期为1年。职工和企业双方可以在原工资协议期满前60日内，向对方书面提出协商意见书，进行下一轮的工资集体协商。

　　第二十五条 企业与职工应当全面履行生效的工资协议。

　　企业应当建立监督检查组织和制度，对工资协议履行情况每年进行不少于1次的监督检查。

　　企业工会劳动法律监督部门可以对工资协议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工资协议部分或者全部无法履行的，双方均可提出变更、中止或者解除工资协议的要求：

　　（一）订立工资协议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已经修改或者变化；

　　（二）订立工资协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或者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三）不可抗力；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工资协议变更、中止或者解除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提出变更、中止或者解除工资协议的一方，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的依据。

　　第二十七条 变更或者解除工资协议应当经双方协商一致。

　　企业应当在解除工资协议7日内书面告知审核协议的工资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工资协议期满或者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协议即自行终止。

　　第二十九条 因履行工资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三十条 协议有效期内，因过错致使协议不能履行的，过错方除应当继续履行协议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十一条 企业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职工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劳动合同的，由工资主管部门责令企业恢复其工作，并按照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前正常工作期间的标准补发应得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并根据有关规定支付赔偿金。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一次经济论坛上笔者的讲稿，后被《财经报道》杂志略加修改后刊发于2003年6期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瓶颈”的深层原因
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赞叹不已时，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却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最强烈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上市公司这几年丑闻不断、败绩连连，比如银广厦、生态农业（原名蓝田股份）、郑百文、农商社、猴王等等。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除了一部分真正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之外，其余的也在这几年里相继陷入了困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这几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3年里，“排头兵”的腰杆不直了，弯了下去，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垮了下来，成了“病力军”。这足以使我们警醒——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强烈的瓶颈效应？深层原因在哪里？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目前以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市场经济瓶颈”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没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之历史遗症！这才是内因，是最关键的原因。
剖析一：两权分离、法人财产权、经营者代理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是由于市场经济越向更高阶段发展，企业规模就越大，社会分工就越细，所有者越没有足够精力和能力去直接管理企业，必须把企业交给专门的经理人（即职业经理人，或称支薪经理人）去具体经营。这样，就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法人财产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一种法定权利，它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免受股东非法操纵的“法律之盾”。
经营者（经理层）所控制、使用的财产，虽然从本质来源上说是股东的出资，但按照法律规定，却是直接地、合法地来源于法人所拥有的财产。况且，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雇佣关系中，所有者很难确切知道经营者的真正能力、禀赋、以及他所掌握的经营信息，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例如，经营者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肯定掌握了一些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只有经营者自己知道，所有者很难了解详情，如此，经营者就可能利用这些不对称的信息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追求不正当的个人私利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司和所有者的利益。这就产生了“经营者代理风险”的问题。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里，两权分离远比非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彻底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滋生经营者代理风险。这就是近几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频频“出事”的内因。
剖析二：科斯定理、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也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里，绝大多数董事、监事、经理都是“纯粹的打工者”，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有企业的这种现象更是明显、普遍。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刘大洪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中国国情与日韩奇迹、后发优势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这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场导向型，以美英为典型；二是银行导向型，如日韩等国。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但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应偏向于银行导向型。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日本、韩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二战之后，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日韩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二战后的日韩，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日韩，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日韩。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日韩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中国的两难选择：日韩衰退与美英稳健
如上所述，中国应倾向于借鉴日韩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九十年代初以来，日韩曾经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风光不再，日韩经济模式的弊端终于浮出水面，两国的许多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多家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国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该模式使企业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企业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企业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我们对二战之后（注意是二战之后）美英发生的银行危机与日韩发生的银行危机进行一番对比，会发现一个规律：美英的“银行”危机大都是“纯粹的银行危机”，很少大面积地、严重地波及整个国民经济，通常不会导致企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闭；而日韩的“银行”危机则会演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远远超出“纯粹银行”的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鲜明对比？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刘孟奇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美英是市场导向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最终，企业就是健康的企业，国民经济也是稳健的经济，不会出现全局性的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也不会出现普遍性的大衰退大危机。（虽然2001-2002年的美国纳斯达克“网络股”出现了大滑坡，但那只不过仅仅局限于网站公司范围内，波及面十分有限。）
中国在构建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时，面对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和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会陷入两难之中：中国当前“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要求倾向于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却令我们必须慎重思考；而如果借鉴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其发展速度明显不合我们所望。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突破瓶颈的九项具体对策
通过考察分析有关国家的经验及教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遇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明显的一次瓶颈，这次瓶颈是由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能否以及如何突破这个瓶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或许，下述九项具体对策不失为一些良方：
1、国有股减持。前文已经论述，国有企业及国有股会产生“双重代理风险”，包括经营者代理风险和所有者代理风险。针对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股减持”，国有资本淡出竞争性行业，让渡给民营资本。
2、大力培育直接融资渠道，包括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等。这有利于将来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
3、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在巩固传统的几大商业银行的同时，发展中小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能较有效地避免“国有银行的经营者道德风险。”
4、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它能以专业的、高效的、廉洁的手段去行使股东权、监控经营者的行为。
5、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限制大股东的任意操纵权。大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对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控制，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从长远看，这十分不利于培育健康的、普遍的直接融资渠道，不利于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6、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禁止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多权集于一人”之现象，防范内部人控制和经理层腐败。股东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聘用高层经理，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同时，它又代表股东来监控经营者。董事会在我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居核心地位。
7、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人才市场来选拔、聘用人才，而不是通过行政任命、暗箱操作。人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商品市场一起，共同构成将来“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的坚实基础。
8、推进“人才配股期权计划”、以及“员工持股计划”，来防范经营者代理风险。
9、完善法律法规，使公司董事、监事、主要经营者负起法律责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使这些负责人畏惧法律，不敢损公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