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工程项目设计工作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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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部分省、区、市团办实业工作座谈会的纪要

（一九九三年十月三十日）



1993年10月29日至30日，团中央实业发展部在上海召开了部分省、区、市团办实业工作座谈会。13个省、区、市团委和实业部门负责同志及有关团办实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团中央实业发展部部长罗志军在会上做了题为《面向市场经济，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推进团办实业的新发展》的讲话。与会同志认真总结了近年来团办实业工作，分析了当前深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研究并提出了全国团办实业发展的工作思路、基本任务和工作要求。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姜大明出席了会议，并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团办实业发展问题讲了话。


（一）

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团办实业发展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初创阶段。1949年团的一大正式提出了增强团的物质基础问题，此后相继兴办了一批团属企事业单位。二是恢复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团办实业重新提上团的工作日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团中央和一些地方的团办实业在规模和效益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三是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全团抓住时机、争取政策、创造条件、兴办实体。1993年5月，共青团十三大把团办实体正式写入《团章》。团办实业在经历了近45年艰难跋涉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目前情况看，全国团办实业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

1. 团办实体发展速度加快，发展趋势健康。去年以来，全团各级组织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使全国团办实业有了较大发展。团办实体数量增加，覆盖面扩大；突破了以往单一全民所有制的模式，形成了国有经济兼容其他资本的经济模式；大多数实体严格审批手续，严把资金使用关，严格用人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法律及有关政策，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2．团办实体规模不断扩大，有的已向集约经营、集团化方向发展。一些团办实业发展基础较好的省市团的领导机关，从增强团办实体市场竞争能力和拓展国际、国内市场的战略目标着眼，开始组建团办实业集团，借助地缘和政策优势，带动了团办实业向规模化发展，增强了发展实力并在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

3．经营领域不断拓展，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团办实体。在市场竞争中，一些团办实体走出自我、面向社会、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由小范围、小规模和以服务业为主，向高新技术开发、金融、房地产、信息咨询业等高起点、高水准的经营层次迈进。

4．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团办实体管理规范。为加强对团办实体的管理和服务，大部分省级团委成立了团办实业管理机构；四部委联合文件下发后，一些省区市团委在《规定》基础上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制定了有关团办实体的具体政策。一些省市还研究制定了《团办实体管理办法》，加强了团办实体的内部管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团办实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团办实业的发展，促进了共青团工作的开展。在团办实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和单位，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团干部不断成长，团组织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加，工作手段得到强化，使团组织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会议认为，目前团办实业的发展与市场经济和团的事业的客观需要还不适应，形势不容乐观。一是团办实业发展不平衡。从全国情况看，团办实业真正形成规模取得明显效益的还是少数，大多数地区和单位还处于创业阶段，团办实业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还面临诸多困难；一部分地区团办实业的发展受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二是有的单位团办实业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三是有的单位缺乏统筹规划，产业结构需要调整。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二）

根据团十三大对发展团办实业的工作要求，会议讨论和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团办实业发展的总体格局：以团的县级以上领导机关为重点，以农村等基层团组织为基础，以全国性的团办实体协会和其他青年协会组织为纽带，发挥共青团组织的整体优势，不断推进团办实业的发展，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共青团特色的团办经济实体网络，使团办实体在规模和效益上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根据这一工作思路，当前全团发展团办实业的基本任务是：

发挥领导机关优势，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有一定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实体。各地要紧密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自身条件，面向市场，扬长避短，重点突破，以领导机关为龙头，影响并带动本地区团办实业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团办实业起步较早的单位，要在现有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在经营领域上努力向高新技术、金融、信息等现代产业发展，在企业形式上，逐步向集团化、股份制、外向型方向过渡，形成一批在市场经济中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经济尚不发达地区或团办实业起步较晚的单位，可选择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再适当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形成规模。边远贫困地区或团办实业尚未起步的单位，应立足本地条件，采取相应措施，先抓好一两个重点，由点到面，逐步推开。要力争经过3至5年的努力，在全国地（市）级以上团委消灭团办实业的空白点。

调动基层团组织的积极性，推动团办实体的较大发展。基层组织是全团实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大力倡导和推动农村基层团组织兴办经济实体，围绕农村乡（镇）、村工业、第三产业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和团组织的人才、智力优势，实现团办实体与团的建设、团的工作的有机结合。企事业单位基层团组织创办经济实体，应围绕本单位生产、科研、教学等中心工作和为青年服务的各个方面，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逐步建立团办实体新的经营机制。遵循市场规律，建立科学的经营机制，是办好团属实体的中心环节，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已有团办实体要转换机制，纳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机制的轨道，新企业在起步时就应按照新机制来运行。探索和建立团办实体经营机制，最根本的是要解放思想，认真贯彻《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要坚持和完善经理（厂长）负责制，建立高效的生产、经营指挥系统；要以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学会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筹集资金，选择项目，吸收先进科学技术，逐步培养和增强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财务、人事、分配等各项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

建设一支素质较高、相对稳定的团办实体的骨干队伍。培养一支过硬的团办实业骨干队伍，是当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关键，也是发展团办实业的长远大计。团办实业干部是团的干部队伍的一部分，团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按照“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立足团内、面向社会、唯才是举，搞好团办实业干部的选拔、培训和使用。要把团办实业作为培养干部的实践基地，要有计划地加强对团办实业干部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素质。团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关心团办实体干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努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三）

会议指出，加强政策指导，建立和完善团办实业管理体制，是发展团办实业的一个重要课题。去年，团中央与财政部、国家工商局、国家税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共青团发展第三产业、兴办经济实体有关问题的规定》，初步确定了团办实业发展的原则和基本规范。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团办实业的宏观指导，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政策、《团章》以及《规定》所确定的原则和规范，提出关于处理团企关系的八项要求：

1. 发展团办实业必须坚持“三个服务”的方向，即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积极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不断改善共青团服务青少年的手段和物质条件；为团的事业服务，为团的工作提供发展基金。

2. 团的领导机关要认真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实行机关对实体资产所有权与实体经营权的分离。团的各级机关管理实体的主要职责，是依法行使实体财产所有权，发挥应有的组织管理职能，做好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使团办实体充分享有《条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时，要定期对实体的经营状况进行考核。

3. 团办经济实体要严格执行国家的财政、税收、工商等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团办实体创收应按一定的比例留做企业发展基金，扩大再生产。主管团委与所属实体应以契约方式签订经济责任书，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要防止经营中的短期行为，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勤俭办企业，反对讲排场、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

4. 团的领导机关各职能部门创办的经济实体，应按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报批，实行归口管理。部门所办实体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社团组织的有关规定，从事与本部门工作有关的经营项目，作为工作手臂的延伸，不提倡从事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经营活动。

5. 组建企业集团应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以自愿为前提，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形成团办实业的整体合力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向规模化、外向型的方向发展。组建企业集团应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哄而上，不搞“拉郎配”，不搞行政化集团。

6. 团的领导机关要选派具有良好素质的团干部或社会招聘的优秀人才担任实体的领导职务。要重视对团办实业干部的培养，优化团办实业干部的成长环境，创造条件使这支队伍保持相对稳定，作为发展团办实业的骨干力量。要从团办实业的实际出发，建立实体干部的管理制度。

7. 团的领导机关中的干部不得在团办实体兼职。个别因工作需要兼职的，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并不得领取报酬。团的领导机关干部要廉洁自律，不得到团办实体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各级党政部门中的机关团组织，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规定，不得经商办企业。已经办了的，要与原机关妥善脱钩。

8．团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对团办实体产权关系进行研究，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就确定团办经济实体产权关系问题提出建议。在现阶段，团的各级领导机关作为国有资产产权代表，应负责地对所属实体国有资产进行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

会议强调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发挥整体优势，加快发展团办实业。今年以来，深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已经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国民经济运行向着持续、快速、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都为发展团办实业提供了新的机遇。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团办实业发展，是团的各级组织共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1．统一认识，进一步明确团办实业在共青团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团办实业是团十三大提出的新时期共青团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已写入团的章程。改革开放以来团办实业的实践表明，大力发展团办实业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的客观需要，是团组织进入社会生活更广阔领域的重要措施，是增强团的经济实力，强化团的社会职能的重要手段，是培养新时期需要的复合型团干部的有效途径。团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地方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应当从共青团事业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团办实业的重要意义，不失时机地把团办实业推向前进，为共青团跨世纪发展战略提供强大的物质依托。同时，各地在工作中要十分注意避免以办经济实体来代替团的全部工作的倾向。

2．制定规划，推动团办实业持续稳定发展。团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团的领导机关，要以办事业的思路和方法来发展团办实业。地（市）级以上团委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研究制定本地区团办实业发展规划。要积极主动地争取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把团办实业的发展规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要根据市场需要和团的自身优势，确定团办实业发展领域，选准突破口。要明确各级团组织的职责和工作任务，逐级抓落实。要建立团办实业工作考核制度，定期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努力把团办实业规划落到实处。

3．领办示范，带动和促进团办实业的全面发展。团的领导机关是发展团办实业的重点，同时又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团办实业的龙头，应以新思路兴办具有一定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实体。要把高科技产业开发作为今后团办实业发展的战略重点，拓展生产经营领域，并努力在企业经营管理、经济效益、人才效益方面取得好成效，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工作质量为下级和基层团组织作出表率。在此基础上，团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加强对本地区、本单位团办实业的工作指导，深入调查研究，在动员、鼓励团组织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引导他们坚持团办实业的正确方向，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4．强化职能，为基层团办经济实体发展提供服务。团的领导机关要强化服务职能，为团办经济实体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社会环境。一是政策服务。要加强政策学习和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了解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市场规律，制定和完善团办实业的有关政策。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为基层工作提供有利条件。二是信息服务。要为基层组织发展团办实业提供项目、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各类信息。团中央拟成立全国性的团办实体协会，即中国青年实业发展促进会”。协会主要职能是，开展经济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进行经营管理等培训；开展经贸洽谈、业务考察、评选先进等活动；加强会员间的横向联谊和对外联系；为团办经济实体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三是典型服务。团的领导机关要不断总结推广在市场经济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实体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带动全局，服务基层。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

涂 斌 华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对于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单纯依靠刑罚来加以控制与防范已经被现实生活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极其幼稚的，犯罪本文在重新准确定义何谓金融诈骗犯罪的基础上，对于该罪的诈骗行为本质上是对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进行阐述，并对将诚信原则契合到犯罪控制领域内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从而确立该原则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预防过程中的刑罚替代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的制度设计。
关键字：金融 诈骗 金融诈骗犯罪 诚实信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
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4]
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
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
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
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
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
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
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
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认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对于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的一种考察与建档，使抽象的金融信用获得外在的客观性。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与此不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主要是对于那些长期以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金融机构认定与肯定。而对于金融机构的认证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自愿认证的方式，对其中符合认证标准的金融机构授予认证标志，并对此类获得认证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商业优惠性政策。而潜在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自主选择此类或非此类金融机构进行交易——而事实上，任何商人总是倾向于与诚实守信的商人打交道——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而这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或曰推动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对于所有金融机构而言，又不亚于是一种事实的激励机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广与深入人心是有巨大现实意义的。
（三）在商业金融活动领域内严格贯彻实名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与风气的塑立，有一个必然前提，即明确市场主体身份，使其对于诚信的遵守与违反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因为，设若有人作出有违诚信之行为而社会并未得知，则此违反几无成本，诚信原则必形同虚设，为此我们必须使各安其名，各守其分，即确立市场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实名制。我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确立了若干实名制度，譬如存款实名制、证券开户实名制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总是有许多金融活动参加者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的实名规定，来达到其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例如，使用他人身份证进行存款、开户买卖证券，从而实现避税、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非法目的，而这些正是典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地贯彻实施法律规定的实名制，不能使法律的明确规定流于形式，而为金融欺诈者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欺诈者的欺诈方式与手段是极其简单浅显的，监管部门只需稍尽注意义务即可防范，而我国目前许多监管部门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对此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当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树立一个良好的遵守诚信原则的风气，无疑还需要很多其它配套制度的支持，上述种种仅是就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所一再强调的，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特殊实质，即其恰恰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使我们从事实和法律上获得了使诚信原则作为刑罚的替代来控制和防范金融犯罪的正当理由，而这也正是本文就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性控制与防范的的缘由，如果这对我国更好的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有任何裨益，哪怕极其微小，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于华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