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对纳税人欠税予以告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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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对纳税人欠税予以告知工作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对纳税人欠税予以告知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03]1397号
2003-11-2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为促使纳税人自觉清缴欠税，保障国家的税收权益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国家税务总局将于近期制定颁发《欠税公告管理办法》。为保证该办法的顺利实施，请各地在清缴欠税的同时，对纳税人的欠税予以告知。为此，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采取各种形式向纳税人宣传欠税要予以公告的法律规定和所要担负的法律责任。
二、对已有欠税发生的纳税人要专门发函告知欠税要予以公告的法律规定，并对其欠税金额予以确认。
三、各地要及时反映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并于2004年1月底前向总局总结上报开展此项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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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瑕疵设立制度
王胜宇
所谓公司瑕疵设立，是指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并获营业执照而宣告成立的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而设立公司的情形。它使公司成立后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有别于正常公司的地位与状态。从理论上讲，既然法律明确规定公司设立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与程序，公司设立瑕疵本应该导致公司设立无效，并且自始否认其法律人格的存在。然而，这种消极的做法，使既已存在的公司的法人资格简单地消灭，往往会对第三人、股东及公司员工等利益相关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交易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这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可见法律如何对待这类公司涉及诸多法律关系的稳定，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但是，不同国家的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至少可以有下面三种： （一）瑕疵设立有效。这种制度以英国、美国为代表，是指公司注册机关所颁发的设立证书具有推定《公司法》有关注册的所有要求均已得到遵守的确定性证据功能。依此，一旦公司获得设立证书，则即便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瑕疵，没有特殊情况也就不能以此质疑甚至否定公司设立的效力，所有依法注册设立的公司皆为合法公司。
应该说这种瑕疵设立有效制度很好地体现了民法中公示公信原则，一个公司公告成立，领取并悬挂营业执照，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向社会公示该公司已经合法设立、依法拥有法人人格，而我们知道法律行为一经公示，便会产生相应的公信力。第三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公示的信赖，才与之发生法律关系，比如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即便公示有瑕疵，我们也不能依此来否定公司的设立有效，否则将会威胁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增加市场交易的成本，如果我们在和公司交易时都不再相信公示而要亲自调查它是否成立有效的话，无疑会大大增加交易的成本，当然也是不可能的。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会采取瑕疵设立有效的模式，也正是考虑到效率原则，通过对瑕疵设立的承认，来减少企业设立成本和交易成本。他们知道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远远大于一个“死掉的”公司这个道理。
（二）瑕疵设立无效。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采取这种做法。在这些国家，即便公司已经获得设立证书，但如果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关于设立条件与程序的规定，经股东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起无效诉讼，公司将被宣告无效，且公司自设立开始时起即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这种绝对否定既已设立公司的法律人格的立法态度，对交易安全及社会经济秩序构成了严重破坏。譬如，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以原告公司在行为时因存在设立瑕疵而缺乏法人格为由进行抗辩；而在另一些以公司为被告的案件中，被告则以其行为时尚未依法成立为由进行抗辩，从而实现推卸责任的目的。
然而，当一个公司被宣布无效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是转换成合伙性质的企业，还是公司被被迫进行清算，从而避免遭受进一步的财产损失？我想这个不应该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规定（三）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这种制度是说，当公司设立存在瑕疵时，可有行政机关予以撤销。我
国新《公司法》第19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假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是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制度。
但是新《公司法》仍未就瑕疵设立公司的人格问题或是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作出较为完善的规定，这既有害于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也未能给予股东、董事等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必要保护。我认为，我国公司立法有必要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且我国关于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应当至少区分以下几种情形设计合理的瑕疵设立制度：
（一）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形。在我国，为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保障债权人的权利能够实现，规定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放、全部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得成立。这就是公司法中的法定资本制，但是请注意，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发放，而不是一次缴纳股款。 所以，新《公司法》不再要求公司必须一次缴纳股款，而可以采用分期缴纳股款的方式。那么如果在规定的年限内，公司仍没有缴足股款的应该如何处理呢？难道就因为它的资本不足，就可以根据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要求宣布它的设立无效，否定它的法人人格？这和宣布一个没有钱的人不是“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个公司的实际资本没有达到其章程所规定的资本额（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就去否定它的设立有效，这显然有悖于市场交易的效率原则，不利于保护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最终也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毕竟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公司的。而且我国《公司法》第31条和第94条规定了公司的股东或发起人负有“资本充实责任”，尽管资本充实责任主要是针对非货币财产出资，但这种理念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转接到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中的。当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时，就责令负有交付义务的股东或发起人缴足出资，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在仍不缴足股款的情况下，我以为才可以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但是仅仅是让公司变为“合伙”而已，而不应该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因为一个“活着的”企业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企业的，何况这类公司成立之初已经是满足了法定的最低出资额的，也就是说这类公司还是拥有一定的还债能力的，对债权人利益的威胁还没有强到需要牺牲公司、不顾市场效率和成本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对于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同时未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的情形。根据企业维持的原则，还是应该首先责令其缴足股本并且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当其拒不缴足或是实在无力缴足时，才能否定它的设立有效。不过这时应该对其进行清算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认定为合伙。尽管企业的价值是大于清算的价值的，但是当企业连法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都无力缴足时，我们很难相信它的还债能力，在平衡企业利益与债权人利益时，我们应该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二）出资比例结构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情形。我国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之所以会这样规定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然而公司法就公司并没有满足这一要求而成立的法律后果的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显然根据我们不能否定这类公司的法人人格，新《公司法》第199条也只是对几类严重的的情节，允许公司登记机关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处理这种瑕疵设立的公司，我们能不能像处理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公司一样处理呢？我想，在法理上存在一定难度。如果责令公司改变资金的比例结构，公司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减资，减少非货币的出资；二是增资，增加货币的出资。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涉及到资本不变原则和公司自治原则的问题，即法律在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后，公司需要增资或者减资的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新《公司法》对公司增资、减资的事由和具体方式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且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生效。如果行政部门责令公司改变出资比例，势必会引起一系列法律上的问题；更复杂的是，如果公司选择减资的方式，还会牵连到公司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况。
要解决处理这类瑕疵设立的公司的问题，就要先搞清我们限定出资比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必要限定出资比例。限定出资比例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发现有不少公司起初都是没有太多自己的现金，而通过抵押贷款发展壮大起来的；还有不少人即便是有钱也会向银行或是他人借款来投资创业。这也正是经济学、投资学所推崇的方式：用别人的钱去赚更多 的钱。可见，现代公司对于自有现金的依赖正在减弱，怎样的货币出资比例叫做合理也应根据不同的公司情况加以考虑。我以为，法律不应该对此太多干涉，只要该货币出资比例能够使公司有发展，那就是合理的。对于出资比例的调整实应该交由市场经济规则去调整。所以，对于这类公司，我主张行政部门应该采取放任主义，不予干涉。
（三）有无民事能力或限制民事能力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法律要求公司设立发起人须具备完全民事能力，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参与公司设立受到限制。法律所禁止的不可设立公司的自然人，当然不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如果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死亡，其“股份”被其幼子继承，或发起人失去行为能力，公司随后设立成功，这类瑕疵设立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该是怎样的呢？有学者认为应该认定继承无效，并由其他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他们认为发起人设立公司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公司的设立行为具有一定的人生性。可是他们忘记了，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份作为一项财产其价值远远大于出卖它所获得的收益。不给与其继承人继承股份的权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已死亡或失去行为能力的股东利益的侵害，与社会伦理道德也相违背。一个与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是不能成为法律的，与其说私法是制定出来的，更确切地说私法是被“发现”的，它来源于业已形成的社会道德和习惯。对于这类公司，我们也不能认定其设立无效，否则便有客观定罪的嫌疑，有损社会效率和成本，损害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只要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股东设定一位代理人即可。
（四）有公务员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因此公务员自然也就自然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起初设立这一规则是担心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公司谋取非法利益，但是问题却在于究竟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谋取不法利益。对于这类瑕疵设立我以为应当区分对待两种情况：
（1）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有条件、有可能为公司谋利，不论该公务员是否利用职务为公司谋利，应当责令公务员出售股权或股份，对于公司则应保留其法人人格。
（2）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没有条件、也不可能为公司谋利，则不应当产生任何瑕疵设立问题。其实，也就是说这种设立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瑕疵设立，是有效的。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关于许霆案件中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王晓楠
2007年底的一个案子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案件并不复杂，被告人许霆在一个出错的ATM机上连续操作171次恶意取款17．5万，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案子最早被人们所关注并不是对案件的定性而是量刑，因为在当今没有贪官动辄贪墨百万也只是适用了有期徒刑作为刑罚，17余万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一时间从司法实践界到理论界，许霆案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案子众多学者也各执一词。不当得利说、侵占说、盗窃说、银行过错说几如一夜春风之后的梨花。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剖析案件之前先来探究一下许霆案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原因。
一、关于许霆案件争议极大的原因的探究
如前所述，许霆案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以往引起关注的案件的关注点有些不同，以前引起关注的焦点集中案件的定性上，而这一次人们关注的是量刑部分——人们普遍觉得量刑过重了，即使是认为许霆的行为应当入罪并受到刑罚的人也认为无期徒刑过于严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许霆案”属于恶性取款，定罪判刑是应该的，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盗窃案件，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显然不合适，应该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 贺卫方表示，自己得知这个判决时，感到很震惊，“不是对法律判处当事人有罪感到震惊，而是对其处罚太过严厉感到震惊”。 这一次司法实践界和理论界难得的在同一个案件上有了和谐统一的观点：许霆案件的一审判决是过于严厉了。这一次法律精英们俯从了民意，问题关键是为什么民众会认为量刑过重呢？
量刑过重是一个比较之后得到的结论，民众把许霆案件和贪污案件作了比较。现在不少贪污了百万、千万的官员得到的刑罚量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无期(近几年司法实践有关贿赂性犯罪的判决告诉我们，此类案件适用死刑的数量、比例在下降)，许霆的行为即使再超越法律界限也不会比这些贪污的官员更加严重，既然行为并不见得严重，那么获得了比贪污更加严重的刑罚后果，民众自然要愤怒，自然要不平。从民众情感上来说民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们要求要更高，因为我们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文化”。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国家公权力代表的贪污行为要远远比盗窃行为不能为民众所接受。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民众的“仇视官员”的表现，从刑法理论上分析我们同样能够得到相较之于盗窃我们更应当严惩贪污的结论。单从行为的性质来看，贪污行为其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窃取；然而盗窃的主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并且是在利用这种身份，贪污的行为人不仅侵犯了财产性的权益还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对比盗窃罪而言贪污侵犯了更多国家保护的重要利益、关系，理所当然应当承担更严厉的刑罚后果，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于是民众对于刑法的朴素理解与司法实践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于司法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这对建立法治国家是有害的。
二、关于许霆案件几种主要观点
（一）不当得利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与银行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许霆办理银行卡并存入相应的金钱，而银行提供服务，包括设置ATM机让自己的客户取款。案件的起因是因为银行的错误给付而使许霆获得了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银行本来只需要给许霆以卡内金额为限的金钱，但事实上却远远超出了本应给予的金额，对于此，银行欠缺给付目的，属于给付错误，而本案完全符合上述四点，是属于给付不当得利。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民事法律继续调整就应该继续停留在民法的调整范畴之内。
（二）银行过错说
该说强调，银行在该案中负有对ATM机、银行计算机系统的维护责任，许霆的取钱行为完全在银行的“配合”下完成的，该案的发生也是在银行的“过错在先”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许霆不应构成犯罪。该说把矛头指向了银行系统，甚至出现了如果许霆要定罪就应当把银行作为共犯的说法（许霆的辩护律师就曾在法庭上质问ATM知罪么？）。
（三）侵占说
该说认为因为无法证明许霆有着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在二审法庭上许霆也坚称自己是为了替银行保管这17.5万，后来许霆携款逃走的行为完全可以是看成是他不归还欠款的表现，这样一来许霆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又不会带来无期徒刑这种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过重的刑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折衷的办法。
（四）盗窃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刑法之中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盗窃罪入罪，承担刑事责任。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都认为以无期徒刑作为刑罚后果也过于严厉了。
对于许霆案件现在有理论支撑的观点基本上都属于这四种观点的范围，下面我们将对许霆案件从定罪到量刑做一次梳理。
三、关于许霆案件的定性分析
对于许霆案件的定性笔者作了两次选择。
（一）罪与非罪之间的选择
“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 法律是评价人的行为，许霆的行为究竟该用哪一部法律评价，是出罪与入罪的关键。现代刑法越来越强调人权保证的功能，李斯特说过刑法是犯罪人的权利宪章，我国刑法的演变、发展都在跟随着这个趋势。我国原本就有“出于礼而入于刑”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刑法应该紧守着谦抑的原则，不应该过多的干涉国家其他法律部门的运行，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笔者对于现代刑法的谦抑原则是很认同的，因为刑法毕竟是以剥夺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为法律后果的部门法，调整手段的严厉会让社会关系恢复的时间加长，适当限制刑法的适用范围对于修补受到侵犯的社会关系和民众利益都是有很大助益的。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但是我们在遵循谦抑原则限制刑法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谦抑原则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在立法环节（这一点大多数学者都加以认同），当我们在司法领域面对的具体个案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多的用立法领域中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
有一点需要详加说明，现代刑法强调人权保障功能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不再强调是因为刑法本来存在的价值更多的就是倾向于社会保障，因此没有强调的必要，试想一个已经不平衡的天平再在重的那一头加上砝码显然不合理。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刑法的合理的价值内核，刑法依然在调整人的行为的时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是平行存在的，最起码在司法的时候并没有原则要求刑法作为民法和行政法的后备之选。一个行为在符合现行刑法评价的时候，而对之放任，是一种司法上的不作为。许霆的取款行为，从171次的取款次数来看，主观上的恶性已经表露无疑；取款数额达到17.5万，数额已经达到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许霆在时候还携款潜逃增加了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成本，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然社会危害性并不是证明行为是犯罪的充要条件，因为还需要满足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更何况我国在97刑法之中已经明确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这些将是后面准备展开的内容，但是笔者对于许霆案件定性的第一次选择倾向于用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评价。
（二）此罪与彼罪之间的选择
完成了罪与非罪的认定只是初步的工作，接下来要分析许霆的行为符合哪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如果不能够完成这一部分的证明那么根据我国已经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关于罪与非罪的选择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笔者支持上面第四种观点：许霆的恶意取款行为构成盗窃罪。关于许霆行为能否认定为盗窃罪主要存在着两个争议点首先是客观上许霆的行为有没有秘密窃取的行为。这个是本案的疑点，在本案中许霆用本人合法有效的银行卡进行操作，由于ATM机的故障每次取款1000元在银行卡上只减少1元，有种观点认为这把开门的钥匙是合法有效的，许霆本人并没有借助于其他的手段来取得ATM机中的钱款，在我国合法有效的个人银行卡可以与个人信息对应起来，这样许霆每一次取款的行为都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不存在秘密窃取的问题。这个就是在文章的开头所说的“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原来一些传统犯罪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现在一些犯罪行为人借助高科技的手段来实施一些传统的犯罪由于新的手段的加入对司法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情形总是层出不穷，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此无能为力，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本质的变化，传统理论的理论可能没有列举完所有的形式但是它却详尽的阐述了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这些不变的本质成为我们应对各种情况的标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这个案件。刑法中所评价的秘密窃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客观情形，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是与行为人当时的主观认识相一致的，秘密窃取并不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躲避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盗窃案件都不会被侦破），很大程度上盗窃罪中犯罪行为人的秘密窃取不能够排除行为人自认为使秘密的情况——掩耳盗铃也是“盗”。我国的通说认为，只要行为人采取秘密的、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所知晓的方法将财物取走，不管第三者是否知晓，也不问行为人是否已为第三者知晓，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许霆利用ATM机的错误，虽然这个时候用的是自己的银行卡但是操作的指向却不再是自己的钱款，由此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秘密窃取。其次许霆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认为连续操作171次再加上携款逃走的行为使得许霆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明显。如上述第三种观点许霆的行为似乎还牵涉了另外一个罪名——侵占罪。比较盗窃罪和侵占罪笔者倾向于盗窃罪，因为侵占罪所涉及的侵占对象有着严格的法定限制：保管物、遗忘物、埋藏物。ATM机中的钱款怎么样也算不上遗忘物和埋藏物，许霆本人称自己是出于保管的目的。虽然许霆和银行之间不存在保管协议，但是如果事实上许霆履行了保管的义务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其行为认定为一种保管行为。那么加上不归还的举动，许霆的行为似乎也很合乎侵占罪的规定，但是关于侵占行为与盗窃行为有着一个天然的界限是我们所不能混淆的。不同于盗窃行为，侵占行为获得财物是被动的，是守株待兔式的，连续操作171次，无论是遗忘物和埋藏物都是很渺小的几率，而对于保管物来说，主动要求保管财务然后占为己有171次之多，这种行为的评价更应该是诈骗。
注意到许霆连续取款171次后，笔者第二次的选择是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四、关于许霆案件的刑罚量的思考
成文法的规定有时候显得过于刻板，而这一次法条的规定让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许霆的行为无疑应该受到刑罚的惩治，然而无期徒刑的结果却也让人难以接受，然而从法条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的最低刑就是无期徒刑。如何对许霆施以适当的刑罚，不罔不纵是许霆案件的关键。笔者认为既然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那么刑罚是必须的，但是处以无期徒刑是不应该的。
首先，从刑法原理上来看处以无期徒刑的不合理性。“……很需要有一个相对应的、由强到弱的刑罚阶梯。然而，对于明智的立法者来说，只要标出这一尺度的基本点，不打乱其次序，不是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保证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 无期徒刑在我国刑罚序列当中属于重型，对于许霆的行为以之作为刑罚很有些杀鸡用牛刀之感，我们思考的不仅是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而是如果这种案件已经使用了无期徒刑那么是不是与轻型化的趋势相背离。再加上前文所述的民众对于无期徒刑的结果普遍不能接受，刑法有这自然犯的部分而盗窃就属于这部分，民众对这自然犯定罪、量刑有着自己的评价，虽然学者大可以说这种情感不应该在司法中考量而应在立法的时候注意。没错，司法中我们在97刑法第3条的指引下似乎没有办法，但是民众的反应本身就是社会对于刑罚量接受与否的风向标。
其次，从技术使用角度来看无期徒刑并不是唯一选择。适用无期徒刑是应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那么许霆盗窃行为所指向的ATM机到底是不是金融机构呢？笔者认为案件中的ATM机并不能够等同于刑法中作说的金融机构。虽然现行的刑法对于ATM机没有做出过直接的定性，但是参照其他法条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刑法对于金融机构的理解，在情节罪的加重条款之中金融机构与银行并列在一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规定不会低于人们对于银行的理解。ATM机本身并不具备成为银行的全部条件，虽然由于网络的连接人们使用ATM机已经能够完成银行的各种基本的服务，但是ATM机却不具备值班的管理员（虽然ATM机可能和警察局联网但是很快赶到现场不能取代就在现场）、柜台出纳员（虽然有的学者把出错的ATM机比作神经有问题的出纳但是银行不会让一个有问题的出纳出错171次而不及时更换）、会计（虽然ATM机会受到银行的监控但是对于欠款的计算毕竟没有银行快捷）等等，基于这些ATM机不具备的因素，笔者认为ATM机不等于银行，不等于金融机构，这样许霆就不会构成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巨大了。国家会根据法律和情节的考量来给许霆一个合适的刑罚量，来惩治许霆的行为，恢复社会关系。
王胜宇
所谓公司瑕疵设立，是指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并获营业执照而宣告成立的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而设立公司的情形。它使公司成立后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有别于正常公司的地位与状态。从理论上讲，既然法律明确规定公司设立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与程序，公司设立瑕疵本应该导致公司设立无效，并且自始否认其法律人格的存在。然而，这种消极的做法，使既已存在的公司的法人资格简单地消灭，往往会对第三人、股东及公司员工等利益相关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交易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这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可见法律如何对待这类公司涉及诸多法律关系的稳定，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但是，不同国家的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至少可以有下面三种： （一）瑕疵设立有效。这种制度以英国、美国为代表，是指公司注册机关所颁发的设立证书具有推定《公司法》有关注册的所有要求均已得到遵守的确定性证据功能。依此，一旦公司获得设立证书，则即便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瑕疵，没有特殊情况也就不能以此质疑甚至否定公司设立的效力，所有依法注册设立的公司皆为合法公司。
应该说这种瑕疵设立有效制度很好地体现了民法中公示公信原则，一个公司公告成立，领取并悬挂营业执照，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向社会公示该公司已经合法设立、依法拥有法人人格，而我们知道法律行为一经公示，便会产生相应的公信力。第三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公示的信赖，才与之发生法律关系，比如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即便公示有瑕疵，我们也不能依此来否定公司的设立有效，否则将会威胁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增加市场交易的成本，如果我们在和公司交易时都不再相信公示而要亲自调查它是否成立有效的话，无疑会大大增加交易的成本，当然也是不可能的。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会采取瑕疵设立有效的模式，也正是考虑到效率原则，通过对瑕疵设立的承认，来减少企业设立成本和交易成本。他们知道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远远大于一个“死掉的”公司这个道理。
（二）瑕疵设立无效。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采取这种做法。在这些国家，即便公司已经获得设立证书，但如果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关于设立条件与程序的规定，经股东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起无效诉讼，公司将被宣告无效，且公司自设立开始时起即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这种绝对否定既已设立公司的法律人格的立法态度，对交易安全及社会经济秩序构成了严重破坏。譬如，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以原告公司在行为时因存在设立瑕疵而缺乏法人格为由进行抗辩；而在另一些以公司为被告的案件中，被告则以其行为时尚未依法成立为由进行抗辩，从而实现推卸责任的目的。
然而，当一个公司被宣布无效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是转换成合伙性质的企业，还是公司被被迫进行清算，从而避免遭受进一步的财产损失？我想这个不应该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规定（三）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这种制度是说，当公司设立存在瑕疵时，可有行政机关予以撤销。我
国新《公司法》第19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假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是瑕疵设立可行政撤销制度。
但是新《公司法》仍未就瑕疵设立公司的人格问题或是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作出较为完善的规定，这既有害于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也未能给予股东、董事等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必要保护。我认为，我国公司立法有必要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且我国关于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后果，应当至少区分以下几种情形设计合理的瑕疵设立制度：
（一）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形。在我国，为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保障债权人的权利能够实现，规定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放、全部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得成立。这就是公司法中的法定资本制，但是请注意，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发放，而不是一次缴纳股款。 所以，新《公司法》不再要求公司必须一次缴纳股款，而可以采用分期缴纳股款的方式。那么如果在规定的年限内，公司仍没有缴足股款的应该如何处理呢？难道就因为它的资本不足，就可以根据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要求宣布它的设立无效，否定它的法人人格？这和宣布一个没有钱的人不是“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个公司的实际资本没有达到其章程所规定的资本额（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就去否定它的设立有效，这显然有悖于市场交易的效率原则，不利于保护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最终也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毕竟一个“活着的”公司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公司的。而且我国《公司法》第31条和第94条规定了公司的股东或发起人负有“资本充实责任”，尽管资本充实责任主要是针对非货币财产出资，但这种理念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转接到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中的。当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时，就责令负有交付义务的股东或发起人缴足出资，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在仍不缴足股款的情况下，我以为才可以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但是仅仅是让公司变为“合伙”而已，而不应该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因为一个“活着的”企业的价值永远是大于一个“死去的”企业的，何况这类公司成立之初已经是满足了法定的最低出资额的，也就是说这类公司还是拥有一定的还债能力的，对债权人利益的威胁还没有强到需要牺牲公司、不顾市场效率和成本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对于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同时未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的情形。根据企业维持的原则，还是应该首先责令其缴足股本并且其他股东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当其拒不缴足或是实在无力缴足时，才能否定它的设立有效。不过这时应该对其进行清算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认定为合伙。尽管企业的价值是大于清算的价值的，但是当企业连法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都无力缴足时，我们很难相信它的还债能力，在平衡企业利益与债权人利益时，我们应该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二）出资比例结构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情形。我国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之所以会这样规定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然而公司法就公司并没有满足这一要求而成立的法律后果的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显然根据我们不能否定这类公司的法人人格，新《公司法》第199条也只是对几类严重的的情节，允许公司登记机关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处理这种瑕疵设立的公司，我们能不能像处理实际出资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额而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公司一样处理呢？我想，在法理上存在一定难度。如果责令公司改变资金的比例结构，公司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减资，减少非货币的出资；二是增资，增加货币的出资。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涉及到资本不变原则和公司自治原则的问题，即法律在确立了资本不变原则后，公司需要增资或者减资的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新《公司法》对公司增资、减资的事由和具体方式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且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生效。如果行政部门责令公司改变出资比例，势必会引起一系列法律上的问题；更复杂的是，如果公司选择减资的方式，还会牵连到公司实际出资未达到应缴资本额的情况。
要解决处理这类瑕疵设立的公司的问题，就要先搞清我们限定出资比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必要限定出资比例。限定出资比例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资产结构的合理性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公司资产应有的流通性和变现性，保证公司对外负责的有效清偿能力。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发现有不少公司起初都是没有太多自己的现金，而通过抵押贷款发展壮大起来的；还有不少人即便是有钱也会向银行或是他人借款来投资创业。这也正是经济学、投资学所推崇的方式：用别人的钱去赚更多 的钱。可见，现代公司对于自有现金的依赖正在减弱，怎样的货币出资比例叫做合理也应根据不同的公司情况加以考虑。我以为，法律不应该对此太多干涉，只要该货币出资比例能够使公司有发展，那就是合理的。对于出资比例的调整实应该交由市场经济规则去调整。所以，对于这类公司，我主张行政部门应该采取放任主义，不予干涉。
（三）有无民事能力或限制民事能力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法律要求公司设立发起人须具备完全民事能力，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参与公司设立受到限制。法律所禁止的不可设立公司的自然人，当然不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如果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死亡，其“股份”被其幼子继承，或发起人失去行为能力，公司随后设立成功，这类瑕疵设立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该是怎样的呢？有学者认为应该认定继承无效，并由其他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他们认为发起人设立公司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公司的设立行为具有一定的人生性。可是他们忘记了，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份作为一项财产其价值远远大于出卖它所获得的收益。不给与其继承人继承股份的权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已死亡或失去行为能力的股东利益的侵害，与社会伦理道德也相违背。一个与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是不能成为法律的，与其说私法是制定出来的，更确切地说私法是被“发现”的，它来源于业已形成的社会道德和习惯。对于这类公司，我们也不能认定其设立无效，否则便有客观定罪的嫌疑，有损社会效率和成本，损害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利益。只要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股东设定一位代理人即可。
（四）有公务员担任股东的情形。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因此公务员自然也就自然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起初设立这一规则是担心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公司谋取非法利益，但是问题却在于究竟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谋取不法利益。对于这类瑕疵设立我以为应当区分对待两种情况：
（1）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有条件、有可能为公司谋利，不论该公务员是否利用职务为公司谋利，应当责令公务员出售股权或股份，对于公司则应保留其法人人格。
（2）若是该公务员所任职务没有条件、也不可能为公司谋利，则不应当产生任何瑕疵设立问题。其实，也就是说这种设立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瑕疵设立，是有效的。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关于许霆案件中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王晓楠
2007年底的一个案子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案件并不复杂，被告人许霆在一个出错的ATM机上连续操作171次恶意取款17．5万，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案子最早被人们所关注并不是对案件的定性而是量刑，因为在当今没有贪官动辄贪墨百万也只是适用了有期徒刑作为刑罚，17余万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一时间从司法实践界到理论界，许霆案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案子众多学者也各执一词。不当得利说、侵占说、盗窃说、银行过错说几如一夜春风之后的梨花。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剖析案件之前先来探究一下许霆案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原因。
一、关于许霆案件争议极大的原因的探究
如前所述，许霆案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以往引起关注的案件的关注点有些不同，以前引起关注的焦点集中案件的定性上，而这一次人们关注的是量刑部分——人们普遍觉得量刑过重了，即使是认为许霆的行为应当入罪并受到刑罚的人也认为无期徒刑过于严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许霆案”属于恶性取款，定罪判刑是应该的，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盗窃案件，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显然不合适，应该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 贺卫方表示，自己得知这个判决时，感到很震惊，“不是对法律判处当事人有罪感到震惊，而是对其处罚太过严厉感到震惊”。 这一次司法实践界和理论界难得的在同一个案件上有了和谐统一的观点：许霆案件的一审判决是过于严厉了。这一次法律精英们俯从了民意，问题关键是为什么民众会认为量刑过重呢？
量刑过重是一个比较之后得到的结论，民众把许霆案件和贪污案件作了比较。现在不少贪污了百万、千万的官员得到的刑罚量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无期(近几年司法实践有关贿赂性犯罪的判决告诉我们，此类案件适用死刑的数量、比例在下降)，许霆的行为即使再超越法律界限也不会比这些贪污的官员更加严重，既然行为并不见得严重，那么获得了比贪污更加严重的刑罚后果，民众自然要愤怒，自然要不平。从民众情感上来说民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们要求要更高，因为我们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文化”。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国家公权力代表的贪污行为要远远比盗窃行为不能为民众所接受。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民众的“仇视官员”的表现，从刑法理论上分析我们同样能够得到相较之于盗窃我们更应当严惩贪污的结论。单从行为的性质来看，贪污行为其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窃取；然而盗窃的主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并且是在利用这种身份，贪污的行为人不仅侵犯了财产性的权益还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对比盗窃罪而言贪污侵犯了更多国家保护的重要利益、关系，理所当然应当承担更严厉的刑罚后果，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于是民众对于刑法的朴素理解与司法实践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于司法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这对建立法治国家是有害的。
二、关于许霆案件几种主要观点
（一）不当得利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与银行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许霆办理银行卡并存入相应的金钱，而银行提供服务，包括设置ATM机让自己的客户取款。案件的起因是因为银行的错误给付而使许霆获得了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银行本来只需要给许霆以卡内金额为限的金钱，但事实上却远远超出了本应给予的金额，对于此，银行欠缺给付目的，属于给付错误，而本案完全符合上述四点，是属于给付不当得利。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民事法律继续调整就应该继续停留在民法的调整范畴之内。
（二）银行过错说
该说强调，银行在该案中负有对ATM机、银行计算机系统的维护责任，许霆的取钱行为完全在银行的“配合”下完成的，该案的发生也是在银行的“过错在先”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许霆不应构成犯罪。该说把矛头指向了银行系统，甚至出现了如果许霆要定罪就应当把银行作为共犯的说法（许霆的辩护律师就曾在法庭上质问ATM知罪么？）。
（三）侵占说
该说认为因为无法证明许霆有着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在二审法庭上许霆也坚称自己是为了替银行保管这17.5万，后来许霆携款逃走的行为完全可以是看成是他不归还欠款的表现，这样一来许霆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又不会带来无期徒刑这种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过重的刑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折衷的办法。
（四）盗窃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刑法之中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盗窃罪入罪，承担刑事责任。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都认为以无期徒刑作为刑罚后果也过于严厉了。
对于许霆案件现在有理论支撑的观点基本上都属于这四种观点的范围，下面我们将对许霆案件从定罪到量刑做一次梳理。
三、关于许霆案件的定性分析
对于许霆案件的定性笔者作了两次选择。
（一）罪与非罪之间的选择
“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 法律是评价人的行为，许霆的行为究竟该用哪一部法律评价，是出罪与入罪的关键。现代刑法越来越强调人权保证的功能，李斯特说过刑法是犯罪人的权利宪章，我国刑法的演变、发展都在跟随着这个趋势。我国原本就有“出于礼而入于刑”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刑法应该紧守着谦抑的原则，不应该过多的干涉国家其他法律部门的运行，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笔者对于现代刑法的谦抑原则是很认同的，因为刑法毕竟是以剥夺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为法律后果的部门法，调整手段的严厉会让社会关系恢复的时间加长，适当限制刑法的适用范围对于修补受到侵犯的社会关系和民众利益都是有很大助益的。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但是我们在遵循谦抑原则限制刑法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谦抑原则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在立法环节（这一点大多数学者都加以认同），当我们在司法领域面对的具体个案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多的用立法领域中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
有一点需要详加说明，现代刑法强调人权保障功能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不再强调是因为刑法本来存在的价值更多的就是倾向于社会保障，因此没有强调的必要，试想一个已经不平衡的天平再在重的那一头加上砝码显然不合理。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刑法的合理的价值内核，刑法依然在调整人的行为的时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是平行存在的，最起码在司法的时候并没有原则要求刑法作为民法和行政法的后备之选。一个行为在符合现行刑法评价的时候，而对之放任，是一种司法上的不作为。许霆的取款行为，从171次的取款次数来看，主观上的恶性已经表露无疑；取款数额达到17.5万，数额已经达到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许霆在时候还携款潜逃增加了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成本，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然社会危害性并不是证明行为是犯罪的充要条件，因为还需要满足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更何况我国在97刑法之中已经明确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这些将是后面准备展开的内容，但是笔者对于许霆案件定性的第一次选择倾向于用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评价。
（二）此罪与彼罪之间的选择
完成了罪与非罪的认定只是初步的工作，接下来要分析许霆的行为符合哪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如果不能够完成这一部分的证明那么根据我国已经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关于罪与非罪的选择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笔者支持上面第四种观点：许霆的恶意取款行为构成盗窃罪。关于许霆行为能否认定为盗窃罪主要存在着两个争议点首先是客观上许霆的行为有没有秘密窃取的行为。这个是本案的疑点，在本案中许霆用本人合法有效的银行卡进行操作，由于ATM机的故障每次取款1000元在银行卡上只减少1元，有种观点认为这把开门的钥匙是合法有效的，许霆本人并没有借助于其他的手段来取得ATM机中的钱款，在我国合法有效的个人银行卡可以与个人信息对应起来，这样许霆每一次取款的行为都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不存在秘密窃取的问题。这个就是在文章的开头所说的“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原来一些传统犯罪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现在一些犯罪行为人借助高科技的手段来实施一些传统的犯罪由于新的手段的加入对司法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情形总是层出不穷，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此无能为力，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本质的变化，传统理论的理论可能没有列举完所有的形式但是它却详尽的阐述了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这些不变的本质成为我们应对各种情况的标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这个案件。刑法中所评价的秘密窃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客观情形，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是与行为人当时的主观认识相一致的，秘密窃取并不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躲避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盗窃案件都不会被侦破），很大程度上盗窃罪中犯罪行为人的秘密窃取不能够排除行为人自认为使秘密的情况——掩耳盗铃也是“盗”。我国的通说认为，只要行为人采取秘密的、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所知晓的方法将财物取走，不管第三者是否知晓，也不问行为人是否已为第三者知晓，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许霆利用ATM机的错误，虽然这个时候用的是自己的银行卡但是操作的指向却不再是自己的钱款，由此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秘密窃取。其次许霆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认为连续操作171次再加上携款逃走的行为使得许霆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明显。如上述第三种观点许霆的行为似乎还牵涉了另外一个罪名——侵占罪。比较盗窃罪和侵占罪笔者倾向于盗窃罪，因为侵占罪所涉及的侵占对象有着严格的法定限制：保管物、遗忘物、埋藏物。ATM机中的钱款怎么样也算不上遗忘物和埋藏物，许霆本人称自己是出于保管的目的。虽然许霆和银行之间不存在保管协议，但是如果事实上许霆履行了保管的义务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其行为认定为一种保管行为。那么加上不归还的举动，许霆的行为似乎也很合乎侵占罪的规定，但是关于侵占行为与盗窃行为有着一个天然的界限是我们所不能混淆的。不同于盗窃行为，侵占行为获得财物是被动的，是守株待兔式的，连续操作171次，无论是遗忘物和埋藏物都是很渺小的几率，而对于保管物来说，主动要求保管财务然后占为己有171次之多，这种行为的评价更应该是诈骗。
注意到许霆连续取款171次后，笔者第二次的选择是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四、关于许霆案件的刑罚量的思考
成文法的规定有时候显得过于刻板，而这一次法条的规定让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许霆的行为无疑应该受到刑罚的惩治，然而无期徒刑的结果却也让人难以接受，然而从法条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的最低刑就是无期徒刑。如何对许霆施以适当的刑罚，不罔不纵是许霆案件的关键。笔者认为既然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那么刑罚是必须的，但是处以无期徒刑是不应该的。
首先，从刑法原理上来看处以无期徒刑的不合理性。“……很需要有一个相对应的、由强到弱的刑罚阶梯。然而，对于明智的立法者来说，只要标出这一尺度的基本点，不打乱其次序，不是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保证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 无期徒刑在我国刑罚序列当中属于重型，对于许霆的行为以之作为刑罚很有些杀鸡用牛刀之感，我们思考的不仅是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而是如果这种案件已经使用了无期徒刑那么是不是与轻型化的趋势相背离。再加上前文所述的民众对于无期徒刑的结果普遍不能接受，刑法有这自然犯的部分而盗窃就属于这部分，民众对这自然犯定罪、量刑有着自己的评价，虽然学者大可以说这种情感不应该在司法中考量而应在立法的时候注意。没错，司法中我们在97刑法第3条的指引下似乎没有办法，但是民众的反应本身就是社会对于刑罚量接受与否的风向标。
其次，从技术使用角度来看无期徒刑并不是唯一选择。适用无期徒刑是应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那么许霆盗窃行为所指向的ATM机到底是不是金融机构呢？笔者认为案件中的ATM机并不能够等同于刑法中作说的金融机构。虽然现行的刑法对于ATM机没有做出过直接的定性，但是参照其他法条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刑法对于金融机构的理解，在情节罪的加重条款之中金融机构与银行并列在一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规定不会低于人们对于银行的理解。ATM机本身并不具备成为银行的全部条件，虽然由于网络的连接人们使用ATM机已经能够完成银行的各种基本的服务，但是ATM机却不具备值班的管理员（虽然ATM机可能和警察局联网但是很快赶到现场不能取代就在现场）、柜台出纳员（虽然有的学者把出错的ATM机比作神经有问题的出纳但是银行不会让一个有问题的出纳出错171次而不及时更换）、会计（虽然ATM机会受到银行的监控但是对于欠款的计算毕竟没有银行快捷）等等，基于这些ATM机不具备的因素，笔者认为ATM机不等于银行，不等于金融机构，这样许霆就不会构成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巨大了。国家会根据法律和情节的考量来给许霆一个合适的刑罚量，来惩治许霆的行为，恢复社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