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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

银监发〔2009〕97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现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印发给你们，请《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确定的新资本协议银行和自愿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其他商业银行遵照执行。银监会鼓励暂不准备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参照本《指引》改进风险管理。请各银监局将本《指引》转发至辖内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


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促进商业银行审慎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确定的新资本协议银行和自愿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其他商业银行。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信息披露是指商业银行遵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新资本协议的各项指引，将银行的资本计量、风险管理等相关信息，通过公开载体，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披露的行为。

第四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负责本指引所规定的信息披露，并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同时负责制定信息披露政策，包括信息披露内容、过程及其他相关政策等。

第五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资本及资本充足率、风险暴露和评估等重要信息，对于商业银行的专有信息或保密信息可不披露具体的项目，但必须对要求披露的信息进行一般性披露，并解释某些项目未对外披露的事实和原因。

第六条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频度分为临时、季度、半年及年度披露，其中临时信息应及时披露，季度、半年和年度信息披露时间不晚于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一个月。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披露的，应至少提前十五个工作日向银监会申请延迟披露。

第七条 银监会依法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实施监督管理。银监会应当监督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体系，当认为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存在缺陷或出现异常时，可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第二章 并表范围



第八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银行集团名称。

第九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并表范围，并表的范围应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指引》的规定相一致。

第十条 商业银行应按照被投资机构的类型逐类披露计算并表资本充足率时采用的处理方法。被投资机构的类型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其他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以及特例处理情况。

第十一条 对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商业银行应根据股权投资余额排名，披露前十大被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被投资机构名称、投资余额、持股比例、注册地，并披露其他并表被投资机构的投资余额合计数。

第十二条 对采用扣除处理的被投资机构，商业银行应根据股权投资余额排名，披露前十大被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被投资机构名称、投资余额、持股比例、注册地，并披露其他扣除处理的被投资机构的投资余额合计数。

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其持有多数股权或拥有控制权的被投资金融机构按监管当局标准衡量存在的监管资本缺口。

第十四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集团内资本转移的限制。



第三章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第十五条 商业银行应逐项披露资本构成。

（一）核心资本的期末数，具体包括：

1.实收资本；

2.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3.盈余公积；

4.一般风险准备；

5.未分配利润可计入部分；

6.少数股权；

7.其他。

（二）附属资本的期末数，具体包括：

1.重估储备；

2.超额减值准备；

3.优先股；

4.可转换债券；

5.混合债务资本工具；

6.长期次级债务；

7.其他。

（三）资本的期末数。

（四）资本的扣除项，包括：

1.商誉；

2.净递延税收资产；

3.减值准备缺口；

4.应扣除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5.商业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形成的销售利得；

6.应扣除的对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

7.应扣除的对工商企业的资本投资；

8.非自用房地产。

（五）核心资本扣除项，包括：

1.商誉；

2.净递延税收资产；

3.减值准备缺口的50%；

4.应从资本中扣除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50%；

5.商业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形成的销售利得；

6.应扣除的对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的50%；

7.应扣除的对工商企业的资本投资的50%；

8.非自用房地产的50%。

（六）长期次级债务的期限、条件及偿还次序。

（七）报告期内增加或减少实收资本、分立和合并事项。

（八）报告期内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第十六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采用的信用风险资本计算方法以及对应的资本要求：

（一）信用风险资本要求。

（二）内部评级法覆盖的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并逐项披露每类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具体风险暴露分类如下：

1.主权；

2.金融机构；

3.公司风险暴露；

4.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5.合格的循环零售风险暴露；

6.其他零售风险暴露；

7.其他。

（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

（四）内部评级法未覆盖的信用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市场风险资本计量方法、总体资本要求、采用内部模型法的资本要求、采用标准法的资本要求。

第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方法、总体资本要求,采用标准法的资本要求、采用替代标准法的资本要求、采用高级计量法的资本要求。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并表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

第二十条 商业银行应简要披露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方法，并重点披露影响资本充足率的相关因素。



第四章风险暴露和评估



第二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其他重要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策略和程序，组织架构和管理职能，风险缓释政策和工具，风险报告或计量系统的范围或性质，风险暴露和评估等定性信息。

第一节 信用风险暴露和评估

第二十二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信用风险暴露的以下定性信息：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各类风险暴露采用的计量方法等。

第二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信用风险暴露的以下定量信息：信用风险暴露总额，采用不同资本计量方法的各类风险暴露余额，信用风险暴露的地域分布、行业或交易对手分布、剩余期限分布，不良贷款总额、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等。

第二十四条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应至少披露以下定性信息：评级体系的治理结构，评级结构、评级结果的应用，风险参数的定义，数据、风险计量的基本方法和假设等。

第二十五条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应至少披露非零售信用风险暴露的以下定量信息：按违约概率级别划分的风险缓释后各类风险暴露，风险暴露加权平均违约损失率，风险暴露加权平均风险权重等。如果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时对违约概率级别进行归并，应按照归并后的违约概率级别披露上述信息。

第二十六条 商业银行采用监管映射法评估专业贷款的资本要求，应至少披露按风险权重档次划分的风险缓释后各类风险暴露。

第二十七条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应至少披露零售信用风险暴露的以下定量信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合格的循环零售及其他零售风险缓释后的风险暴露,平均违约损失率，平均风险权重等。

第二十八条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应至少披露以下历史损失信息：报告期各类风险暴露的实际损失与历史损失数据的差别及其原因。

第二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内部评级法未覆盖的信用风险暴露的以下信息：风险权重的认定办法，按风险权重划分的风险缓释前后的风险暴露等。

第三十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信用风险缓释政策等定性信息。

第三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信用风险缓释的以下定量信息：各类型风险暴露被表内和表外净额结算、合格的金融质押、其他合格的抵质押品、保证及信用衍生产品覆盖的风险暴露。

第二节 市场风险暴露和评估

第三十二条 商业银行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应披露标准法覆盖的风险暴露等定性信息。

第三十三条 商业银行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应披露利率风险、股权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特定风险资本要求等定量信息。

第三十四条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应披露内部模型法覆盖的风险暴露、所用模型的特点、压力测试情况等定性信息。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应披露期末风险价值，报告期的最高、最低、平均风险价值，返回检验中的显著异常值等定量信息。

第三节 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计量方法、覆盖的风险暴露等操作风险信息。

第三十七条 商业银行采用高级计量法应披露考虑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以及使用保险前、后的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第四节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和评估

第三十八条 作为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一部分的信用衍生产品不包括在信用风险缓释披露范围内，而应包括在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披露中。

第三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资产证券化（含再资产证券化）的以下定性信息：

（一）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目标，包括从银行向其他实体转移出去的证券化资产信用风险转移的程度，以及因这些活动使银行承担的风险。

（二）商业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每个过程中银行的参与程度。

（三）资本计量方法。

（四）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会计政策,包括交易性质、收益确认原则、商业银行对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政策。

（五）每个资产证券化产品使用的外部评级机构的名称。

第四十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资产证券化（含再资产证券化）的以下定量信息：

（一）传统型和合成型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如果发起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交易不保留任何证券化风险暴露，应在当年报告中单独列出此类交易。

（二）按风险暴露的类别划分：

1.证券化资产的不良、逾期金额；

2.银行报告期确认的损失。

（三）按证券化风险暴露种类划分，银行持有或买入的各类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四）按风险权重划分，银行持有或买入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和内部评级法下的资本要求。

（五）对于提前摊还的资产证券化，应针对每一类证券化资产披露以下项目：

1.所有涉及发起机构和投资者权益的提款风险暴露；

2.按照内部评级法，对银行留存的已提款部分，如卖家的资本要求；

3.按照内部评级法，对银行留存的已提和未提款的投资者权益的资本要求。

（六）采用标准法的银行也要按上述（四）、（五）的要求进行披露，但应使用标准法规定的资本要求。

（七）对报告期银行作为发起机构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按类别披露被证券化的资产余额，以及出售的各类资产证券化确认的收益或损失。

第五节 其他风险暴露和评估

第四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以下定性信息：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管理方法，抵押、质押品的管理及保证金政策，错向风险暴露相关政策，如发生信用评级下调时对银行需要额外提供的抵押、质押品的影响。

第四十二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的以下定性信息：非大额或大额股权投资风险暴露的处理方法，股权投资的种类、特征和持有目的，银行账户股权估值和会计处理的重要政策，包括所采用的会计方法和估值方法、关键假设以及报告期内这些方法和假设的重大变化。

第四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银行账户股权风险的以下定量信息：金融机构和公司的股权投资,包括公开交易、非公开交易的余额,股权风险暴露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收益。

第四十四条 商业银行应至少披露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以下定性信息：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特点和重要假设、贷款提前支付和无期限存款行为的假设、银行账户利率风险计量的频率。

第四十五条 商业银行应按主要币种披露银行账户在利率向上或向下变动时对收益或经济价值的影响值等定量信息。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商业银行应分别按照以下频率披露相关信息。

（一）实收资本或普通股及其他资本工具的变化情况应及时披露。

（二）核心资本总额、附属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等重要信息应每季度披露。

（三）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资本及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暴露总额、逾期及不良贷款总额、贷款减值计提准备及变动情况、信用风险资产组合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资产证券化的各类风险暴露余额、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及期末风险价值和平均风险价值、操作风险情况、股权投资额及其公允价值和出售与清算已实现的收益或损失、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情况等相关重要信息应每半年披露。

（四）本指引所涉及的其他信息应每年披露一次。

第四十七条 获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过渡期内至少应披露本指引规定的定性信息及资本底线定量信息。

第四十八条 本指引由银监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指引自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附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模板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讨

叶知年 李金森


[摘 要] 当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各种侵害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如何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是值得思考并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近年来我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就业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试图从法律角度研究农民工进城打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进而提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及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农民工 劳动权益 保护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分析和保护现状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
1、“农民工” 和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定位
　　农民工不是一个劳动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它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也夹杂着户籍管理制度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从法律上进行重新定位，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状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应当明确农民工是劳动者。当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从事产业工作以后，他们在法律上的定位应当是劳动者，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切条件，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确定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是指在劳动权基础上享有的各种权益。因此，必须先明确劳动权的概念。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有时也可以包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狭义上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基本同义。但上述的分析也只是相对的，在各种著述和政府文件中，有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动权、工作权和劳动权利这三个概念，往往不加严格区别地混用。我国宪法和劳动法也没有直接使用劳动权的概念，而是使用劳动的权利或劳动权利的概念。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的，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为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社会制度。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主要内容是：
工伤保险权益。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因工造成伤残、死亡或者职业病后，对伤害者及家属给以一定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措施。农民工从事较危险、有害的作业，又缺少较为全面的保障，往往是受害者。因此，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 　
医疗保险权益。医疗保险是指劳动者在非因公造成患病、损伤时，获得所需医疗费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接触有害物质，对其身心造成损害。这种损害不仅造成下一代发育的障碍，还会影响其寿命。由于职业病往往具有迟发性特点，农民工发生职业病伤害的，可能会在疾病的积累过程中已经被除名遣送回家，而辛苦打工所得可能根本不够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甚至导致其倾家荡产、恶疾缠身。农民工医疗保险权益的缺失，往往导致他们有病不能就医，小病酿成大灾，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经济损失更无法补偿。可见，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尤为重要。
生育保险权益。《劳动法》规定，在女职工怀孕期间，不得辞退。但对一些企业来讲，这些规定并不同等地适用于农民工。不少“打工妹”一旦怀孕就被辞退，她们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困难。即使不被辞退，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为其办理生育保险，她们与城市女工的待遇无法等同，有些人无力支付正规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求助于私人医生甚至无牌照游医、巫医，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保障女农民工生育保险权益也显得特别重要。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1)我国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
我国《宪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同时，《民法通则》也有相关的规定。《劳动法》在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第二十九条、三十三条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一些保护措施。《劳动法》作为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是宪法以下的最高层次的立法，从法的效力的角度而言，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具有强大的效力。
当然，除了基本法律之外，还有部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条例也有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内容。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在工资方面:一是初步建立了工资宏观指导体系。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以外)建立了工资指导线制度;在全国14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二是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劳动者能够依法参与企业的工资决定,正当维护自己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权益。三是建立并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覆盖的是全体劳动者,当前对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益尤有重要意义。四是加强监察执法,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入手,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各地通过进一步强化劳动监察,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联合有关部门综合治理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氛围。特别是针对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的现象,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会同建设部共同下发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4月,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对建筑企业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等行为提出了规范意见。
　　在劳动保护方面:一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和侵害劳动者(其中大多为农民工)休息休假等权益的案件。二是通过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检、举报专查和集中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企业违法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的行为,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益。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行法律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应该承认,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现行法律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适用于全国的《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也有各地劳动部门诸如北京市劳动局制定的《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通过对上述法律文件的分析,笔者认为,受对农民工角色定位的影响,现有法律存在如下问题：
矛盾性。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平等就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劳动法》是将农民工视为普通劳动者,将他们与城镇及其他劳动者一体调整与保护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却又将农民工加以特殊对待。如根据前述北京市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对外地务工人员可以选择就业的行业、工种等进行了明确的限制。这种对法律主体定位的不确定性,直接妨碍了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不公正性。实践中农民工权益受损屡禁不止,固然有政府监管不力、用人单位不依法办事的因素,但其中也折射出立法的不公正。我们知道,法律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来调整社会关系的,然而,现行政策法规在调整农民工与政府、与用人单位及与城镇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上却表现出强烈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实质体现了对农民工权益的限制与歧视。　
笔者认为,实体权益的部分缺失和救济手段的不畅是其中的最大问题。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排斥在工会之外，没有形成这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导致本就不完整的公民劳动权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对抗作为强势群体的用人单位的斗争中尤其明显。利益受损且没有有效的法律救济,使农民工权益的损害有如雪上加霜。这其中突出表现为现有法律的制裁手段狭窄且过于弱化,导致实践中农民工本就不多的权益被部分剥夺而难以全部享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制裁手段只是警告、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一些训诫性措施,即使进行罚款,由于数额过小、强度有限,也难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相关立法的调控乏力。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发展。你们看看那部劳动法有什么真正的保护措施?可以说劳动法把劳动人民这个过去被称为领导阶级的整个阶级出卖给了企业家。”
(2)现实经济生活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的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农民工大都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待遇低，特别是在私营企业，每天一般都在10—14个小时，超时疲劳工作现象严重，但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时常发生。
休息休假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证，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同时也应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是，农民工普遍反映劳动超时现象严重。不少个体、私营及涉外企业经常让员工加班加点，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有的用人单位着眼于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
　　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的缺失。社会保险、福利权是指劳动者享受国家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设施和种种福利待遇，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际中，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要么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要么为了应付检查只给少部分农民工投保，要么避重就轻只买一种保险，而回避其它几个险种。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关系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使用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生死合同的情况在个体私营企业普遍存在。由于不签劳动合同，用工单位可任意处置农民工，超时加班，不给加班工作；不负工伤责任；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等等。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要作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工作，首先必须清楚地分析造成这些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比较严重
　　从理论和法律上讲,农民工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一样,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工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较远。农民工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实际处于最低层。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城市里,农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成“盲流”,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识。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个别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也无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错误地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成本和难度,错误地认为政府治理企业欠薪,敦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财政收入,等等。
(二)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一是现有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而且,现行涉及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具体规定只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这些规章由于无上位法的依据,对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争议处理及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限制。
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
三是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在处罚企业有关违法行为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维权工作需要严重不适应。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
(三)部分用人单位有法不依，劳动用工管理混乱
部分用人单位不按国家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要么不签合同,要么采取口头约定或者签订“生死合同”等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减轻自己义务。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目前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占12.5%。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推给“包工头”,给以后的农民工维权制造困难。据统计,因劳动合同问题引发的上访占全部上访的比例为18%。有的用人单位不执行国家关于工资支付的规定,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支付制度。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按国家要求实施劳动保护,对保护设施偷工减料,劳保用品或没有、或以次充好,使农民工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 　　　　　　　　　　　　　　　　　　　　　　　　　　
(四)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权能力较弱
这里说的组织化程度低是指农民工很少加入工会等正式组织。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工会成员。再加上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拒不建立工会组织，使农民工的组织程度更低，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五)农民工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