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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资金营运计划管理试行办法
中国农业银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资金营运管理的内控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中国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轨步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要求和中国农业银行资金营运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资金营运计划是一种管理型计划，系指根据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基本要求，对各分行的资产负债总量与结构进行主动的量化控制，反映计划期内资产负债总量平衡状况及结构调整目标，以指导分行的资金营运活动。
第三条 资金营运计划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全面性，即以反映全辖全部资金的来龙去脉为目的设置编报项目，把计划管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计划的方式约束分行的资金营运行为，防止乱挤乱占信贷资金和超负荷经营行为发生。
(二)重点性，即对资产负债中的主要项目和比例进行重点控制，并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
(三)流动性，即按照资金的不同性质和资产的不同流动程度进行项目排列和分类，以体现不同性质及不同流动程度的资金在资金营运中的不同作用。
(四)联动性，即强调资产与负债、资产与资产、负债与负债之间的联动关系，指导分行适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直属分行，总行营业部。

第二章 资金营运计划的内容
第五条 资金营运计划由资金来源方和资金运用方组成。
第六条 资金来源的总量为以下9项之和。资金来源的分类和内容是：
(一)各项存款，其中：余期一年以上的存款。
(二)借入资金。
1.向人民银行借款；
2.向总行借款；
3.系统内调入；
4.同业拆入。
(三)同业存放。
(四)代理财政性存款(轧差)。
(五)汇出汇款。
(六)应付利息。
(七)拨入营运资金。
(八)其他负债。
(九)所有者权益，其中：当年结益。
第七条 资金运用总量为以下11项之和。资金运用的分类和内容是：
(一)现金；
(二)留存人民银行准备金；
(三)在总行存款。
1.缴存总行准备金；
2.计划内上存；
3.约期上存；
4.存放电子汇兑款项。
(四)各项贷款，其中：余期一年以上的贷款。
(五)借出资金。
1.系统内调出；
2.同业拆出。
(六)存放同业。
(七)投资。
1.政策性金融债券投资；
2.国债投资(含特种国债)；
3.其他投资，其中：权益性投资。
(八)拨付营运资金。
(九)外汇占款。
(十)非生息资产。
(十一)其他资产。
第(十)项中的非生息资产包括贵金属、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应收利息、拨付备付金、其他应收款、待处理财产损失、待清理资产、待清理信托资产和固定资产清理。在计算非生息资产比例时要包括现金资产。
第八条 资金营运计划指标体系是对资金营运的主要项目进行汇总、归纳和对比，主要包括：
(一)存贷款增量比例；
(二)留存准备金比例；
(三)非生息资产比例；
(四)拆出资金比例；
(五)拆入资金比例；
(六)中长期贷款比例。

第三章 资金营运计划的编制和报批
第九条 资金营运计划编制的主要依据：
(一)本行业务经营三年发展规划；
(二)总行下达的主要业务经营计划；
(三)本行的业务市场占有率；
(四)前三年的资金营运情况。
第十条 资金营运计划必须满足下列限制性条件：
(一)存贷款增量比例不得高于总行核定的比例；
(二)固定资产占用不得高于总行核定的计划；
(三)同业拆入和拆出资金不得高于总行的授权额度；
(四)亏损不得高于总行核定的计划；盈利不得低于总行核定的计划；
(五)归还总行借款和上存总行资金不得低于总行核定的计划。
第十一条 编制资金营运计划的顺序是：首先预测全年的存款增量和其他可靠的资金来源，然后测算缴存总行准备金、留存准备金、购买金融债券、计划内购置固定资产、计划内亏损等必需的资产运用，最后在总行核定的存贷款增量比例之内确定贷款增量。
当可靠的资金来源不能满足上述资金运用时，首先要压缩贷款增量，尤其是超负荷经营严重、经营效益差的行。然后可考虑申请适量增加向总行的借款或系统内调剂，最后才可在总行授权额度内增加同业拆入，以弥补资金缺口；当可靠的资金来源大于上述资金运用时，应首先归还总行
的借款或者是上存总行，然后可在总行授权的额度范围之内增加同业拆出。
第十二条 资金营运计划实行分行编制上报、总行审批下达的编报方式。
分行接到总行下达的主要业务经营计划后，应立即编制资金营运计划，上报总行资金计划部，总行资金计划部负责平衡、审批后下达。
分行接到总行下达的资金营运计划后，应逐级分解下达。

第四章 资金营运计划的执行和管理
第十三条 分行要按总行审批的资金营运计划开展资金营运活动。当资金营运计划执行结果与总行审批的计划出现偏差时，分行应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确保总行下达的主要业务经营计划得以完成。因客观因素不能满足第十条限制性条件，而需调整计划的，必须上报总行批准。
第十四条 分行必须在总行核定的存贷款比例之内安排贷款规模。但是否用足存贷比例，取决于自身的资金实力和资金营运计划执行情况。对那些乱挤乱占信贷资金，而不能实现既定的存贷款增量比例的，总行将不予借款。
第十五条 分行留存当地人民银行的准备金不得低于总行核定的低限。
第十六条 分行必须按照总行核定的各项财务指标列支资金，如有超计划占用的，必须相应抵扣其他的资金占用。
第十七条 资金营运计划按年下达，分季实施，以增量管理为主，存量管理为辅。每一季度终了15日内，各分行应将资金营运计划表、资金营运计划指标体系表及简要的文字说明及时上报总行。
第十八条 总行根据各分行上报的资金营运计划执行情况表，分析其资金营运是否合理，对资金营运结构不合理、资金去向不明的，总行要求填报其他资产明细表、其他负债明细表，并以补充说明的形式详细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分行根据本办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附表(略)



1998年4月20日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

李伟迪


【内容摘要】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 亲属 共同受贿 举证责任 推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黑洞
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 但是检察机关很难侦破此类案件。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一个证实，一个证反，因此，不能确证待证事实。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能否从其他途径取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一般不能。第一，受贿犯罪基本上是“一对一”，没有第三者在场。第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解释；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解释为工作失误。第三，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达成共同受贿故意比较便利，由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习惯还是空间,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留下的证据相对比较少。第四，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能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第五，受贿犯罪是一种高智商犯罪，犯罪嫌疑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见多识广，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作案之初就想到了退路。第六，基于利益共同体，亲属只承认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但不会承认将收受情况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罪无罪的的关键证据，并且亲属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成为一个黑洞。

二、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证明
（一）受贿推定的立法经验
唐律规定，官吏的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不论官吏是否知情,官吏与其家属均构成犯罪,知情与否只是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受贿推定立法技术相当成熟。
二十世纪初,正是我们抛弃亲属受贿推定规则时,英国人正为自己发现了受贿推定规则而欣喜不已;今天的中国法学家发现,原来唐律第146条与1916年英国防止贿赂法第2条异曲同工：以受贿罪被起诉之人，只要起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有接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就默认为受贿犯罪。除非被告人能提出合法收受的证据。此后被新加坡等多数原英联邦国家及属地采用。纵观以上国家和地区贿赂推定的立法背景,一般处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经济腾飞即将开始的历史性时刻。谁也不能否认,受贿推定在这些国家反贪法律中的核心地位, 也不能否认成功的反贪在这些地区经济腾飞中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我国现阶段,也基本属于这一历史性时刻。正是这些成功实践,使联合国采纳贿赂推定作为反贪贿的实际措施加以规定和推行。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受贿推定条款，但吸收了推定精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此五罪分列在刑法第八、六、四章,分布较广，此五罪是根据一定的事实基础,推定犯罪事实或犯罪故意的存在。
我国现行受贿案中，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案占81～90％， 亲属插手而形成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近100％。从统计学原理看,这一概率应该能反映事物的基本趋势。当然并不是说,推定允许出现0.01％的错案率,因为这部份人可以通过反证排除推定的成立，因此亲属共同受贿推定有它的科学基础。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的设计
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指工作人员或者亲属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推定的犯罪形态仅限于既遂。
（三）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向法庭证明的事实
其一，亲属、请托人或其代理人姓名及其背景资料；请托人送交贿赂的时间、地点、方式，贿赂的种类、形状、金额、处理、去向的证明。其二，请托人向亲属明确提出请求事项的证据；工作人员指示亲属取得请托人贿赂的证据；第三人告知亲属贿赂性质的证据；亲属取得请托人贿赂是否属于惯例的证据；亲属向请托人承诺的证据；亲属要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证据。其三，亲属明确表示愿意收下贿赂的证据；亲属事实上收下贿赂的证据；亲属以所有权人的方式处理贿赂的证据，如消费、存贷、投资、出借、转赠、捐献等。其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请托人达成谋利意向的证据；在公务决策过程中，工作人员支持请托人利益的证据，如向主管领导代为请求的证据，交待下属为请托人办理有相关事项的证据，决策会议中表达意见的证据，向请托人透露不该透露的信息的证据等；相关文件中签署意见的证据；决策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或相关内部规定的证据；请托人获得相关利益的证据；谋利行为给他人、集体或国家正当利益造成损失的证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与亲属取得贿赂因果关系的表面证据，即二者之间从一般常识来看有其关联性——时间相距不远、金额大体相当。其五，检察机关取证程序合法的证据。检察机关对自己提出的证据需要的合法有声明义务。如果认为检察机关取证非法，则应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六，关于被告人反驳是否成立的证明。从逻辑上证明反驳证据与基础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证明反驳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消除；证明反驳证据不存在；证明反驳证据来源非法；证明反驳证据证明效力欠缺。其七，关于诉讼意见的证明。如果检察机关根据基础事实的证据和否定反驳事实的证据，向法庭提出判决被告人有罪的公诉意见，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基础事实不可动摇；推定事实没有受到实质性和整体性反驳，所谓实质性反驳，即证明了推定事实的某个环节不存在，所谓整体性反驳，即反驳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作为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总体要求，单个证据和证据链条都必须建立在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基础上，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但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基础证据。作为例外，如果在某个非主要事实环节上，没有直接证据或原始证据，但有多个间接证据或传来证据证明，可以根据补强证据规则， 认定与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同等的证明效力。
（四）被告人的举证责任
如果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主张自己无罪或罪轻，则必须向法庭提出以下证据：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的证据；基础事实不存在的证据；检察机关取证非法的证据。
其一，对基础事实的反驳。亲属可以证明，没有收到请托人财物的证据，如果请托人是通过第三人或邮寄等间接形式向亲属送交财物，可以自己通过与请托人或代理人质证或邮寄业务单位的证言，证明自己没有收到财物。或者证明自己没有接受请托人财物，在承认请托人确实曾送来财物的前提下，证明自己坚决不收、让请托人或其代理人当即就带回了财物，或者当时无法拒绝或抵制请托人或其代理人的送交行为，对方把财物放下就走了，后来自己想方设法退还了财物，并愿意与请托人或其代理人质证，如果是通过第三人退回财物，可以请第三人作证，如果是通过邮局或银行退回的，可以提交收据、回执或承办机构的业务记录，如电子记录、业务记录存根等。或者在无法或不便退回请托人时，把财物交给了纪检机关、公安机关、法院或其他机关，自己没有占有财物，有相关收据、回执证明。亲属可以证明自己虽然曾长期占有请托人财物，自己并没有接受的故意，长期没退回有客观原因，如当时没有联系上请托人，或虽然联系上了，请托人没有来取；或者曾经将财物送回了请托人，但请托人后来又将财物送了回来，可以质证；或者自己当时确因事务较多，没有及时处理，但日后又忘记了，有公司领导或第三人的证言；或者自己出国了，没有来得及处理请托人财物，委托第三人退回，因第三人的原因，或其他客观原因，没有及时退回，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人情往来，因为自己曾经利用本人的个人便利为送礼人办了事，如为送礼人翻译了文件等，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般往来，如生日礼物，自己也给对方或第三人在相同情况下送了相应礼物，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家庭财物记录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合法报酬，因为自己是请托人的雇员，其他相同资历的人也享有同样待遇，有第三人的证言或公司财务支出记录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正当的投资收入，如合伙、合股等，有企业章程、出资证明为证据。或者证明，自己接受了他人财物，但确实不知是贿赂，送礼人当时对自己说，这笔财物是作为自己亲属——工作人员的老朋友送的礼物，并且保证不会请求老朋友为自己谋利，绝对不是行贿，因金额不是很大，对方又很富有，所以相信对方而收下了礼物，可以与送礼人质证。或者证明工作人员曾告知自己，是其老友来访，要自己好好接待，老友送来了礼物，就收下了，可以与送礼人质证。或者证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一般的借贷行为，有借贷协议或合同，并且自己履行了相应协议或合同，有相关书证证明，并可以与出借人质证。或者证明自己虽然知道请托人行贿，所送财物是贿赂，但自己没有占有贿赂的意思，把贿赂以请托人的名义，转赠或捐献给了第三人，有书证或证言证明。
工作人员可以证明，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在请托人与本单位的公务关系中，完全是按规定办事，在同一公务上，对待类似的人是相同的态度、程序和标准，有办公记录、会议记录、财务记录、同事证言和其他公务相对人的证言证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可以证明，检察机关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如有威逼利诱行为；或者证据证明力欠缺，如某个事实只有单一证据，或者不是直接证据或原始证据。
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反驳无效：没有反驳，或称“消极反驳”；不等价交换掩盖下的权钱交易反驳无效；以接受财物没有给他人、集体或国家造成损失甚至增加了利益为由的反驳无效；以没有动用贿赂物为由的反驳无效；以不知礼物实际价值为由的反驳无效，因为凭常识，请托人为谋取较大利益，不可能只送十几元的礼物，况且凭常识，一般能识别出礼物的价值。
其二，对推定事实反驳。亲属可以证明，自己接受人了他人财物，虽然自己财迷心窍，但是不敢把敢把情况告知自己的亲属——工作人员，怕连累工作人员，就独自处理了该财物，一直没有告知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一直不知道此笔财物，该财物放在自己的“小金库”里，有家庭财务记录和财物现状证明。或者自己接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也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但遭到了工作人员的严辞斥责，要求自己立即退回财物，自己表面答应立即退回，但事后没有实际去做，工作人员追问此事时，自己谎称已经退回了财物，因此工作人员与自己接受财物没有实际关系，可以与工作人员和请托人质证，或以家庭财物记录证明。或者自己在知道请托人有求于工作人员时，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也得到了财物，但自己是打着工作人员旗号骗取财物，并没有真正想告诉工作人员并与之共同受贿，也没有把自己索取财物的行为告知工作人员，请托人后来办成了事情，与自己索取财物无关，可以家庭财产记录或工作人员办事过程作为间接证据证明。
工作人员可以证明，自己对亲属接受或索取请托人财物的行为确实不清楚，自己不在现场，请托人没有告诉自己，亲属也没有告诉自己，也没有受贿惯例，可以质证；或者从亲属取得请托人财物起，到请托人与自己所在单位形成公务关系止的期间里，自己没有与亲属进行任何联系，既没有回家也没有通过电话，亲属也没有来过，有值班记录、电话清单和同事证言证明。或者请托人虽然告诉了自己送给亲属礼物的情况，但当时自己坚决拒绝，严辞批评，要求请托人将财物取回后再来办事，请托人后来谎称取回了财物，自己才按正常程序为请托人办理相关事务；或者虽然亲属告诉了自己接受请托人财物的事实，但自己坚决不同意，要求亲属退回财物，并事后追问此事，亲属谎称已经退回财物，确实不知道亲属撒谎，可以质证，或以第三人证言证明。或者自己确实知道亲属接受了他人财物，自己也按程序为请托人办理了相关事务，但是一直认为亲属与请托人之间的行为是人情往来，有请托人与亲属之间的历史惯例或第三人证言证明。或者自己一贯严于律已，清政廉洁，从来没有腐败的不良记录，有单位同事和领导及群众的证言证明。当然此证明一般只有在单一指控事实且金额不大的案件中，才有说服力。
（五）推定的效果
被告人对推定的整体反驳，司法实践中肯定会出现这样六种情况：第一，被告人的反驳没有证明力，推定发生终局效力，认定被告人有罪。第二，被告人的反驳证明基础事实不存在，从而证明推定事实不符合推定要求，反驳成立，被告人无罪。第三，被告人的反驳证据使基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推定无效，被告人无罪。第四，被告人的反驳证据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推定不成立，被告人无罪。第五，被告人的反驳证据使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反驳成立，被告人无罪。第六，被告人对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都提出了反驳，反驳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证明有力，既证明基础事实不存在，也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反驳成立，被告人无罪。
综合以上分析，应该由检察机关承担基础事实存在和反驳证据不存在或证明力欠缺的举证责任，被告人承担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对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坚持疑罪从无，这与一般的推定的法律效果有明显的差别。站在被告人的立场，只要被告人的反驳使指控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应该认定反驳有效，推定不发生终局效力。当然使推定遭到彻底反驳，共同受贿故意不存在的主张的证据能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成为被告人追求的目标。
三、共同受贿故意推定证明的价值分析
受贿故意推定将进一步强化诉讼价值。第一，有利于刑法实体正义的实现。在现行法律体制下，检察机关无法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之间的共同受贿故意，反贿的法律不仅不是反贿的杀手锏，反而成了受贿的护身符，不仅不是受贿行为的警示牌，反而成为受贿犯罪的诱饵。受贿犯罪的黑数达99％，这能说实现了实体的法律正义吗？能证明诉讼的高效吗？是否起到了法律的预防功能？正是为了解决这系列问题，笔者主张引进受贿故意的推定规则，为有效地打击和遏止受贿犯罪，为实现刑法的实体正义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有其独立的价值，但必须服从于实体正义，这是由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决定的。正是因为程序的障碍，上述问题变得无解，笔者通过修订举证责任分配的方法，部份地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人，从而化解了程序障碍，实现了程序正义：不能让无法举证的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一方当事人被认为具有一种获取信息的特别条件，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同时通过推定，可以缩短“双规”时间或取消“双规”，“双规”实际履行了侦查职能，在现行法律体制下，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化解了检察机关侦查期限的限制，但是从法律角度看，“双规”没有法律依据，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显然党的机关不能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任何规定，“双规”不符合程序法规定；这就产生了办案需要与程序法律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是用推定来引导受贿人的举证责任，既实现了实体正义，也实现了程序正义。
第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贝卡里亚指出：“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1976年英国法院受理民刑案件总数为10，281，563件，1975年美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为11，256，600件 ；而我国1992年全国法院各类案件总数共为336万件， 仅相当于英国的1／3和美国刑事案件的1／4。美国只有28，000名州法官、1083名联邦行政法官、700名联邦法官，共29，783人。 我国法官20余万，而尚感人手不够，表明我国的诉讼效率还有待提高；当然并不是说，诉讼效率不高是司法的问题，立法在这里是主要问题。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是廉洁的，进入诉讼程序的初期，心理上非常痛苦和烦燥，行动上拒不配合，不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性。如果法律规定其承担举证责任，在法律的指引下，就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从而更快地弄清事实真相，避免正义的迟到 。如果由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检察机关不能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审查结论是存疑不起诉，这个结论不利于恢复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评价。如果由国家工作人员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过程就是一个宣传自己廉洁的过程，审查结论是明确的、无罪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联系着家庭、单位和工作，案件久拖不决，势必引起局部性关系的动荡不安，办案速度的提高，就是重建秩序的速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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