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
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４９号）
《贵州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已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经贵州省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以公布。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
有利于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用户、生产者和
经营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计量活动及其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计量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市
（州、地）、县（市、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计量活
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计量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鼓励计
量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计量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
第二章计量单位的使用
第五条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
位。
第六条从事下列活动必须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一）制发公文、文件、公报、统计报表，发表学术论文和报告；
（二）编制、播放广播电视节目，出版发行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制作发
布广告、电子信息；
（三）生产、销售产品，标注标识，编制产品使用说明书；
（四）印制票据、票证、账册、证书；
（五）制定标准、检定规程、技术规范及其他技术文件；
（六）出具产品质量检验、计量检定、计量测试、计量校准数据；
（七）国家规定应当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其他活动。
第七条进出口商品，出版古籍、文学历史书籍、制作文学历史音像制品及其
他需要使用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计量器具的管理
第八条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经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
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
证》，方可从事计量器具制造或者修理业务。
制造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向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型
鉴定、型式批准或样机试验。
第九条大型、技术复杂的计量器具安装完成后必须经计量检定合格，方可投
入使用。实施重点管理计量器具改装业务的，应当持有《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大型、技术复杂的计量器具目录，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重点管理计量器具的范围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条禁止伪造、冒用、转让或者与他人共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第十一条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申请，
应当在１０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考核工作应当在２０日内
完成；对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第十二条参加重点管理计量器具招标的投标单位和个人，必须提供产品生产
企业取得的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或者复印件，其计量器具必须经强制检定合格，并接受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禁止制造、销售、安装、使用下列计量器具或者计量器具零配件：
（一）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使用的；
（二）无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编号，无企业名称、地址的；
（三）无合格印、合格证的；
（四）用残次零配件组装的；
（五）应当售前报验而未报验或者报验不合格的；
（六）失去应有准确度的；
（七）以假充真，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的。
第十四条使用计量器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改变计量器具的控制系统或者设置其他作弊装
置；
（二）使用无检定合格印、合格证或者超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伪造或者破
坏计量检定印、检定证；
（三）利用计量器具损害国家、消费者或者相关者利益；
（四）伪造计量数据；
（五）其他违法使用计量器具的行为。
第四章商贸计量管理
第十五条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应当按照规定的标注方式标明商品的净
含量，其计量偏差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禁止销售未标明净含量的定量包装商品。
第十六条经营零售商品应当符合国家或者本省有关零售商品计量规定的要求。
经营者按照量值结算时，应当确保零售商品净含量的准确，不得将其他异物
计入商品净含量。
第十七条饮食或者服务业的经营者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进行结算。
饮食或者服务业的经营者应当明示主要食品原料或者服务内容的结算量值，
并配备和使用与其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器具。
第十八条集贸市场、商场等经营场所的主办者应当设置复测计量器具，供消
费者无偿使用。并按照规定申请检定，进行维护和日常校验，保持其准确性。
第十九条禁止以任何虚假量值欺骗消费者。商品交易现场计量的，应当明示
计量器具操作过程和量值；消费者有异议时，可以要求重新操作并显示量值。
第五章计量检定、认证和计量授权
第二十条下列计量器具应当实行强制检定，未经检定合格的不得使用：
（一）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
（二）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
（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的工作计量器
具。
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中介服务检测机构使用的计
量器具，国家机关在执法活动中使用的计量器具，必须实行强制检定或者校准。
第二十一条计量检定或者校准工作，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设置
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校准机构承担。
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校准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项目和规定的区域开展计量检定、
校准业务，不得对未经检定、校准的项目出具相关的证书、报告、结论和数据。
开展属于国家重点管理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的计量检定机构，须经省级以
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计量授权证书。
企业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授权有关计
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在规定的范围内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申请计量授权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计量标准经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二）具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计量保证体系和公正性保证措施；
（三）配备经考核合格的计量检定、测试人员。
第二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配备与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
检测设备，并进行相应的检定或者校准，保证量值准确可靠。
第二十四条企业应当按照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与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相适应的计量检测体系。对已取得计量检测体系合格证书的企业，质量技术
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在有效期内不再重复计量考核。
第二十五条直接用于贸易结算的住宅水表、电能表、燃气表，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经法定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首次强制检定合格，方可安装、使用。
水、电、燃气经营者与使用单位进行贸易结算的水表、电能表、燃气表，必
须经法定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周期检定合格，并在检定证书规定的有效期内
使用。
检定周期由检定机构依据计量检定规程确定。
第二十六条用于贸易结算的电话计时计费系统装置、大型衡器、出租车计程
计价器、燃油加油机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的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按照周期检定合格，方能使用。
第二十七条配装眼镜应当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计量器具必须按照周期检定，
保证眼镜配装的各项指标合格。
第二十八条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校准机构应当在接到送检计量器具之日起１５
日内完成检定、校准工作；确需延长时间的，应当向送检者说明原因。
第二十九条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和计量中介服务检测机
构，应当取得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计量中介服务检测机构提供的计量公正数据，可作为贸易
结算、仲裁裁决、执法监督的依据。
第三十条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接到计量认证申请，应当在１０日内作
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实施考核；对决
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第六章计量监督
第三十一条计量监督检查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定的区
域内组织实施。
第三十二条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
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向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与生
产、销售活动有关的情况；
（二）进入生产、经营场地和产（商）品、原材料存放地进行现场检查、抽
取样品；
（三）查阅、复印有关凭证及资料；
（四）使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技术手段取得所需的证据材料；
（五）查封、扣押违法计量器具及其他有关物品。
对查封、扣押的计量器具及有计量问题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损坏。查
封、扣押的时间不得超过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期，最长不得超过３０天；
确需延长的，应当报上一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三条实施计量监督检查抽取样品时，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并妥善
保管样品。除正常损耗外，监督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退还样品。
第三十四条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秉公执法、文明执法。实施监督
检查时，应当有两人以上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
第三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依法
进行计量监督检查；不得拒绝提供有关的凭证及资料；不得擅自启封、转移、变
卖、损毁封存的计量器具及其他有关物品。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所进行的计量检定和试验不收费。
被检查单位必须按要求提供样品，并予以配合。
第三十六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对计量违法行为举报、投诉。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２日内作出是否受
理的决定，并通知举报、投诉者；不予受理的，应当向举报、投诉者说明原因，
并为举报、投诉者保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的，可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无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对个人可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可并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可并处５０００元以
上２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并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和违法制造、销售、安装、使用的计量器具，可并处１万元以上５万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并处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
并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可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
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并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给消费者或者利
益相关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出租车计程计价器未按规定周期检
定或者超周期使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０
０元以下罚款；电话计时计费系统装置、大型衡器、燃油加油机等其他强制检定
的计量器具未按规定周期检定或者超周期使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规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的，
处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启封、转移、变卖、损
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封存物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被封存物品
货值金额等值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对拒不提供与案件有关的凭证及资料，使违
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计量检定、校准机构或者计量中介服务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伪
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证明或者泄露申请人技术、商业秘密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依法取消计量检定、检测资格；给相关方面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计量检定、校准机构未按期完成检定、校准任务的，委托方免交检定、校准
费用。损坏、丢失送检计量器具或者给委托方造成其他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情节严重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索贿受贿，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决
定。计量违法活动同时触犯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
查处。
精 神 损害 赔 偿 制 度 的 几 个 问 题 探讨
姚志阳
生命、健康和自由等人身权于每个人都是最神圣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丧失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无法弥补的。现代法律理念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关注和保护。我国是个有重义轻利传统的国家，历来将精神与金钱分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律规定以经济惩罚来补偿或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已成必然。然而，我国的现行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存在着较多缺陷。本文，笔者拟就此等问题略陈管见，就教于理论和实务界专家。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有的教科书〈如全国法院业大的民法教程〉所下的定义是，根据民法通则精神，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的人格受到非法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法侵害人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四种人格权”，没有包括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是侵权行为法所认可的，与财产损失、死亡、伤害和社会评价降低等相并列的，侵权行为作用于受害人的自然人的人身权所导致的精神方面的不利的反常状况。下此定义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精神损害是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之一种
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的范畴。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利益，而对人身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面予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可能使受害人产生精神损害。
2、精神损害：受害人的自身感觉和外在表现
精神损害常常表现为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况，如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自身感觉为哀伤、懊恼、悔恨、羞愧、愤怒、胆怯等。在外在表现方面，受害人会出现异常的精神状况，如失眠、消沉、冷漠、易怒、狂躁、迟钝等，严重的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这样的反常状况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利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不愿意发生和不愿意接受的。
3、精神损害在民法上的特定含义
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产生反常的精神状况，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而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一般的精神方面的不快。法律对精神损害的界定通常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1）与他人侵权行为的关系；（2）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侵权行为的其他制度和民事责任方式的协调。
4、精神损害的主体限于自然人
精神现象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予以救济。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法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其精神利益。
二、对侵害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
我国的《民法通则》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对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的保护手段，从而确定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采用的是“非财产的侵害，于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以金钱赔偿之”的立法体例，所以必须严格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只对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侵害其他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则不得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首先，“人为万物之夷”，人类社会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延续和发展。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与健康是生存的第一要素，因此，生命健康权成了法律赋予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不仅民事法律，而且刑事法律以及其他的部门法律都切实保障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但是，如果这种保护仅停留在生理层面上，则是不完整的，因为人的生命、健康既包括身体的存在与身体的健康，也包括精神的存在与精神的健康，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因此，行为侵害了人的身体，也就不同程度地侵害了人的精神。现实生活中，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不仅会给受害人带来肉体痛苦，造成财产损失，而且给受害人或其亲属带来精神痛苦，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精神损害，特别是那些影响到一个人外观的伤残状态的人身伤害以及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案件，其精神损害的程度远远超过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受到的损害。“有损害即有救济”这句英国的古老法谚，已成为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准则，法律不仅可以强制加害人承担实际的费用，还应该给予受害人以一定的精神抚慰，否则有违公平原则的民事法律的立法宗旨。另一方面，人格权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权利的延伸与体现，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生命个体的生存，从本质上来讲，两者具有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是同一内容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在这两种权利中，人的生命健康权是根本，是核心，人格权是其逻辑的发展与扩充，如果仅仅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认为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就会出现最基本的权利不能用金钱来赔偿而其延伸与体现的人格权却可以的怪异现象。
其次，从立法方面来看，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侵害人格行为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按照精神损害的定义，一般将精神损害分为生理、心理（或感觉、感情）的痛苦造成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对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条是对涉及精神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格权所做的规定，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民法通则》否定对肉体、精神痛苦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而其实《民法通则》对此也并未作任何限制性规定，相反，《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在于更全面充分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法条表明对权利主体因受到侵害而在财产权和人身权方面产生的一切损害，无论是财产损害还是非财产损害，加害人均必须承担赔偿的责任，而且这里的“民事责任”并不限于财产赔偿的方式，还包括《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其他非财产方式的民事责任。这种关于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效果等内容以及立法技术均符合现代民法有利于权利主体的权利保护的发展方向。而且，从《民法通则》的整体来看，对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给受害人或其亲属造成的肉体或精神痛苦的损害请求赔偿权应包括在“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之内。从赔偿的项目来看，《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员的生活费，其他必要的费用等。该条虽然没有规定：应当赔偿财产以外的损害，也没有在赔偿项目中规定抚慰金，但它并不是限定性规定，从其不完全列举方式中，也推断不出该法条有排除对因侵害公民人身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意图。有学者认为，该条中的“等费用”理应包括非财产损害的赔偿金在内，正如可以从第一百二十条“赔偿损失”推断出对侵害人格权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一样。此外，《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损害国家、集体的财产或他人财产的，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笔者认为，该条的立法本意在“其他重大损失”中涵盖了对精神损失的赔偿。至于法律为什么不明确规定对侵犯生命健康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适用精神损害，是因为从立法学上来讲，非财产损害由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直观性和衡量标准的主观性，其设立和实施适合于采用法律作原则性规定由司法实务通过实践 积累加以确立的方式。那种否认侵害生命权等人身权利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其实是一叶障目的。
第三、审判实践的突破。尽管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实破，使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如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5月1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了对伤残者和死亡者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即安抚费，并限定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金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这是我国最早确认人身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司法文件，表明了我国的民事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态势。各地法院几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身损害案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的原告某诉被告北京第二棉纺织厂职工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海淀区法院判决的原告某诉被告某气雾剂公司。某厨房设备厂卡式炉燃气罐爆炸损害赔偿案件以及福建省龙岩市法院判决的一起错将子宫当成阑尾割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三案都判决了巨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海淀 区法院并在其判决书中作了如下阐述，“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实际损失确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实际损失除物质方面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其通常表现为人格形象与人体特征形象的毁损所带来的不应有的内心卑屈和羞惭”，可视为人民法院几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总结，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三、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及其缺陷
尽管有人认为，民法通则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条文除第一百二十条外，还包括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通常认为《民法通则》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渊源。该法不仅在第五条中确立了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而且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设一节规定公民（自然人）的人身权。其中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学理解释中多数人认为，“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就是指对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或金钱赔偿，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审判实践中，最早被确认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就是侵害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几种类型的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须的生活费用。”但这种观点只是近年来鉴于生命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日益受到重视，而由一部分学者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提出的新说，其意义在于，依据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公民（自然人）的四项具体人格权和法人的三项具体人格权，不包括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而依据第一百一十九条，则包括生命健康权。
受学理解释中多数说的影响，人民法院在涉及第一百二十条中规定的公民“四权”和法人“三权”的案件中，普遍支持了当事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对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则出现分歧：早期普遍不予支持，近年来则出现了有的地方法院支持，有的不予支持的适用法律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前面所述的原告某诉被告某气雾剂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责任人赔偿因卡式炉爆炸被毁容的少女精神损失赔偿金10万元人民币。该判决得到最高院的肯定。学术界普遍认为，生命健康权属于物质性人格权，是自然人的精神性人格权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故仅保护“四权”而不保护生命健康权，是所谓“生之不存，毛将焉附”，轻重倒置，显失公平。因此，应当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按照“举轻以重”的原则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或者依据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解释，即确认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时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多数涉及侵害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案件中，受害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未能获得法院支持，理由是于法无据。例如，北京效县一农妇因病就医，手术中医生因重大过失，将医用沙布留在其腹腔内长达8年，致该农妇家受巨大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尤其是其因腹中异物被怀疑为仲瘤，长期医治无效导致其丧失生活信心，多次服毒自杀，家庭因此发生婚变。直至真相大白，该农妇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法院以无法律依据而未予支持。
造成上述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解释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实体法律渊源的理由并不充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该条规定将赔偿范围局限在公民的姓名权等“四权”，而将更重要的生命健康权排除在外，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和参照国外判例、学说，也无论是从“事理之当然”，都不能证明该种理论的合理性、合逻辑性。其二，不适当地把法人作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主体，把包含有人权内涵的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与主要是作为商法上具有商业标识性质的法人人格权同等对付，混为一谈。从比较法角度来看，民法上所说的损害包括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法人人格权所受损害本质上是财产上的损害，如其商业信誉丧失本质上即表现为财产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相应地，其救济方法也只能是财产损害赔偿中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赔偿，或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进行救济。
可以说，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到了必须认真加以探讨和重构的时候了。那么，如何来完善这一项重要的制度呢？
四、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构思
1、适用范围
首先，应当将精神损害从其他相关损害中剥离出来。哪些案件或者说哪些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受害人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呢？回答这一问题，应该需要将精神损害与其他损害剥离，使精神损害单纯化：（1）在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案件中，是不必然产生附带的财产损失，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附带有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受害人调查取证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参加诉讼的费用、接受心理咨询和医疗的费用等，这些都不属于精神损害而属于财产损失。（2）致受害人死亡，将导致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但是建立死亡赔偿制度较之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更为公正。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致人死亡的赔偿不归入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在目前死亡赔偿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对死者的近亲属予以救济。（3）对于伤害致使受害人残疾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予以赔偿主要不是因为受害人精神受到损害，而是因为其谋生（挣钱）的能力丧失或降低，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赔偿属于物质性的。因此，残疾赔偿应当从精神损害中剥离出去。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范围。在剥离了上述损害赔偿之后，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以下类型的侵权案件：（1）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案件；（2）侵害姓名权、 肖像权的案件；（3）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4）以极端无私粗暴、野蛮态度对待消费者，都致使其精神受到损害的案件；（5）侵害原告重大精神利益的案件（如侵害死者遗体、坟墓、侵害死者名誉等）；（6）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需要指出的是，死亡赔偿虽然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如果加害人采用极其残酷的方式致人死亡，或者该死亡事实给死者近亲属带来超常痛苦的，死者近亲属在死亡赔偿之外，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伤害虽然未造成残疾，但受害人在受害时经受极大精神痛苦或肉体痛苦，或者受害人精神状况受到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受伤害者为未成年人，其所受身体伤害给其父母亲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该父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探讨
民法通则公布以来，我国民法学界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之确定，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应当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法定因素；A、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B、侵权人是否获利；C、侵权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范围等具体情况；D、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E、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及影响。（2）酌定因素：A当事人主体的类别；B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谅解程度；C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D诉讼地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因素还是酌定因素，都仅仅是给审判实践提供一些参考依据而已，而这些因素本身的抽象和模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法院判决的随意性和难以掌握的问题。而且有些因素，是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的，如加害人承担赔偿的能力，正如损害的数额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一样，赔偿的数额，也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至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更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或致使人格不平等事实。因此，在法律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之前，应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法律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即赔偿的数额要达到补偿与惩罚的双重效果，不同类型的案件要有所侧重。（2）侵权人的具体情况，包括加害人的主观方面（过错程度）和加害行为的客观方面（如行为的恶劣影响程度等）、受害人的受害程度。（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是否应该设定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的问题，我们常常见到某些西方国家判决精神损害的案件，有的高达数百万元及至上千万元，有的却是1美元，仿佛也“没准儿”。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对侵害人身权规定了赔礼道歉等人身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因此过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如1元或者10元），是不适当的，这远远不能达到慰抚受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罚加害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同时笔者也不赞成百万、数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当精神损害与死亡赔偿、残疾赔偿相剥离以后，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也违背了“赔偿不是中六合彩票”的侵权行为法格言。当然，法律未必要约定一个绝对的上限，这可以留给法官裁量。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我国，在立法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所必需的制度准备，也是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的需要和手段。
